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研究！

童话幻想：童话艺术形式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常态研究

一 永恒的幻想

从历史性角度看，世界童话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童话到口述童话，到艺术童话三大阶段。古典童话的主要形态是神话，主要体现在原始人类的思维。原始思维的主要方式是直觉思维，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愿望式的。幻想是他们精神的支柱。在幻想中，人们找到了人类的起源（创世神话），人与神的关系（神族故事），世界的未来（末日神话）。民间口述童话的幻想是建立在对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大多是底层民众对物质财富及美满爱情婚姻的一种追求，比如父母希望子女能够过上幸福生活，而出现《灰姑娘》的故事。希望好人能有好报，而出现一些惩恶扬善的故事，如《白雪公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等。叶君健曾这样评价民间口述童话，“他们只是基于某种‘冲动’——现在的文学术语叫做‘灵感’——而自发的编造出来，然后讲给周围的人听。”【1】这种编造本身就有了游戏的色彩，不像神话的幻想具有某种“神圣性”。到了艺术童话的时代，人们的理性精神大大加强，“神”的退位让人类失去了精神的信仰，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儿童，在他们看来，儿童稚拙纯真、顽皮可爱的生活中，蕴藏着成人世界很多失落的情怀。所以，艺术童话那温馨优美的艺术世界，成为人们追求着自己的梦境的乐园。这时的童话变成了作家的艺术创作，是作家抒写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时童话所展示的幻想，是糅合了作家的审美指向和儿童的幻想之后的一种幻想。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既有作家对人生感悟，又创造了只有儿童才可能拥有的灿烂的幻想空间。这篇童话是作家安徒生不断追求的人生写照，同时，那神奇的海底世界，优美的故事情节又是为儿童所喜爱的。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古典童话、口述童话，还是艺术童话，幻想都是永恒的本质。
童话的幻想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童话性”的重要表现。
首先，童话中的幻想应该是一种符合儿童心理，又经过作家艺术化加工，融合了作家审美指向的一种幻想，它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愿望，是成人与儿童两者愿望的达成。儿童的想象与成人的想象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儿童面对世界的思维与原始人类思维有着很相似的地方，因此，“万物有灵”、“物我不分”是他们思维的特点。在他们的想象中，万事万物是有生命的，而这种“生命”，在成人和儿童的眼里，就是一种被极度漫画化、卡通化了的一种“生命”形态。如张秋生的《香蝴蝶》中有两个幻想形象，一个是蝴蝶，一个是玫瑰花。孩子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将他们以想象的方式漫画为两个拟人的形象，编造一个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看来，美丽的蝴蝶和玫瑰花是有生命的，蝴蝶和玫瑰花完全可以发生好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作家也有自己的愿望，他可能希望这个童话应该有温馨的诗意，所以，作家融合了自己的艺术经验，将这个童话编织成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闷热的夏天，玫瑰花在阳光下被晒得蔫蔫的，小蝴蝶用自己的翅膀给玫瑰花扇风，玫瑰花不热了，蝴蝶的身上沾满了玫瑰花粉，放出香气，它飞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因为，它变成了一只受欢迎的香蝴蝶。台湾作家孙晴峰的《骄傲的玫瑰花》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玫瑰花认为自己非常美丽，当蝴蝶来传授花粉时，它竟然赶走了蝴蝶，担心蝴蝶弄坏了它美丽的外衣。后来，玫瑰枯死了，没有了后代，这时它才知道，作为花还有比美丽和香甜更大的任务要完成。我们说，每一个儿童都可以想象蝴蝶和玫瑰花之间的故事，但是，不同作家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会使童话呈现不同的审美境界。因此，童话的幻想首先要符合儿童的思维，让童话的形象成为具有漫画与卡通意味的，儿童可以理解的形象，将作家的艺术幻想和儿童的幻想糅合起来。这样，无论是儿童还是作家都放飞了自己的愿望。
其次，童话的幻想具有游戏性。这种“游戏”应该是作家与儿童读者两者之间共同的游戏心理的一种融合。我们说幻想是一种愿望性的想象。而我们知道，游戏的本质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皮亚杰认为游戏“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转变为他很想要的东西，从而使他的自我得到满足。他重新生活在他所喜欢的生活中，他了解他所有的一切冲突。尤其是他借助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游戏并不是主体想服从现实，而是想把现实同化于自己。”【2】这就是说，游戏是通过同化作用来改变现实，以满足他自己把握、控制、确定外部现实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童话是儿童改变现状的一种要求，我们知道，儿童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在成人面前，他们很多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因此，在幻想的童话世界中，他们可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而童话作家呢，他们又何尝不是在做着这样的一种游戏？在童话中，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审美感受融入童话，对他们来说，童话是一种抒发自己对现实感受的方式，也是他们愿望的一种传达。对成人读者来说，那单纯、美好的童话氛围，难道不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疲惫中回归快乐童年的一种方式吗？这又何尝不是游戏？比如张秋生的《躲在树上的雨》这篇童话，小鼹鼠因为睡觉错过了夏天的第一场雨，心里很是懊恼。黑熊让鼹鼠站在树下，它摇了摇树，那上面的雨滴落了下来，小鼹鼠终于感受到了夏天的第一场雨。其实，这个童话中的小鼹鼠和小熊不就是两个做游戏的孩子？他们之间所展示的友情，在成人读者眼中，不也充满了美好的感觉吗？不也能勾起他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吗？

二 20世纪90年代童话幻想的特征

幻想是童话的核心，这依然是20世纪90年代童话艺术的最根本的体现。在这一时期，童话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幻想式的创造”。我们认为对于童话作家而言，将自己头脑中的“愿望”表述成文字是一种永恒的冲动和欲望，而对读者而言，希望在作品的世界里驰骋想象的翅膀，重温童年的记忆，也是一种永久的渴望。而童话恰恰在这一点上使两者同时获得了满足。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中生成。
这首先表现为一批作家在经典童话的感动中，力图寻找一种改写经典的新突破口。难道经典只能是这个样子吗？于是，一批颠覆经典的童话在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界开始大行其道。这种颠覆本身就是一种幻想的游戏，是作家倾泻自己幻想愿望的一种积极的方式，而读者在这样的颠覆中，也感到一种幻想的快感。这与童话幻想的游戏性息息相关。这种作品在台湾的童话中表现的比较明显。
台湾作家林世仁的《十一个小红帽》，就是对法国民间经典童话《小红帽》的精彩颠覆。故事从“我”在家乡路遇一个小孩子写起，小孩子在读一篇童话，但是，这本叫做《小红帽》的童话因为书页的缺失而变得不很完整，于是，“我”便给他讲了小红帽的故事。但是，小孩子听了不满意，他认为我讲的和书本上的一模一样不好听。于是激起“我”讲不一样的小红帽的故事给他听的“愿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不断的变换故事中的人物、场景、地点、时间等等因素，将另外十个小红帽故事结构得异彩纷呈。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知道自己身份和角色，以及在原本的故事中自己的定位。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位置，所以一旦稍做改变，故事就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小红帽就是不想戴红色的帽子，妈妈就很担心小朋友不会认出她来，在与妈妈交涉了好久之后，小红帽终于戴上了一顶蓝色的帽子。当她走进祖母的木屋时，大野狼吓得眼睛打结。不知道为什么她戴着蓝帽子？这个“小蓝帽”并不按照原来“小红帽”的方式继续故事情节，当她看到大灰狼装扮的外婆时，没有按照原来的台词问为什么外婆的耳朵长？而是，逼着大灰狼不停的问自己一些问题。最后，“小蓝帽”很神秘的笑了，送给大野狼一只蓝色的苹果，大野狼吃完之后就将吃掉的祖母、猎人什么的都吐了出来。结局是猎人带走了大野狼，小红帽救了外婆、猎人，小红帽因此得到了妈妈的夸奖。从此，小红帽每天都换不同颜色的帽子。小红帽帽子的颜色换了，故事也就是全新的了。还有一个故事是：小红帽走进了《三只小猪》、《白雪公主》的故事情景中，这样小红帽就经历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奇遇……林世仁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幻想，他的故事也就拥有了无穷的魅力。
童话是愿望达成的一种精神游戏，林世仁的童话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对作家林世仁来说，构思这样的故事就是一种幻想精神的放飞，对于读者，就像书中的那个孩子一样，每个故事都是精神畅游的场所，在童话故事中，轻轻松松的感受幻想的快乐。

类似的童话创作形式，在台湾作家孙晴峰的童话中也有体现。她的《鞋盒的秘密》、《陆小和乔大》是对《灰姑娘》童话的解构。这样的对经典童话的颠覆，展示作家幻想力的作品还有大陆汤素兰的《金色的小蘑菇》，那个农民的女儿原来是被巫婆偷走的孩子，但是，小姑娘并没有因为重回王宫而兴奋，而是又选择回到农民的小木屋。周锐的《哼哈二将》则是对古典神话人物的颠覆……这些在原有的民间童话和神话传说基础上进行重新创作的童话，展示了作家的幻想力，同时也给读者一种畅游幻想世界的快感。
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童话相比较，我们认为，这类童话在幻想上是借助了民间口述童话的题材，而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超越。民间口述童话给我们的是一种定型化的东西，而这些童话就是打破了这种意象“定型”，作家以丰富的想象力，游戏般地让作品拥有了现代意识，这些童话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感受呢？
童话是作家和读者愿望达成的一种精神游戏。幻想是一种愿望性想象，是主体在自身的实际能力尚不能达到的地方，借助想象对对象进行虚拟性的征服。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广阔的现实世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力改变些什么。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作为单个个体的人会感到很无助。所以，希望社会变得更好，就成为作家和普通人的心理愿望，为了将这种愿望“付诸实践”，人们常借助童话的幻想达成这样的心愿。其实，这是一种很成人化的东西，怎么能够将成人的愿望这融入主要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童话作品呢？这就需要作家依照儿童的思维，用儿童感兴趣的形象，儿童感兴趣的语言创作作品，将作品人物漫画化、卡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法。
在童话作品中对某些社会现象折光式的反映，成为20世纪90年代童话的一大景观。比如庄大伟的《塌鼻子警察》，讲述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塌鼻子”是一个善良，又有一点“笨”和“傻”的人，他很希望自己做个好警察。因为有一天，他好心救了警察局长的女儿，而有幸成为一个见习警察。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迷乱的世界，新闻记者为了抢新闻不惜设计一个个陷阱让人钻进去，“塌鼻子警察”就这样被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而警察内部以警察局长为首的抢劫银行的计划，又利用了“塌鼻子警察”轻信的弱点在暗中实施。当“塌鼻子警察”通过脸上挨的那个“嘴巴”发现是警察内部人抢劫银行时，他莫名其妙的因为“醉酒”而掉到河里淹死了。作家将作品中的人物行为都做了 “儿童化”的处理，“塌鼻子警察”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憨”和“笨”，以及轻信等都非常接近儿童的特点，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按照儿童的思维来办事。这样人物身上就有了儿童的心理特征，这个故事也就在儿童喜欢的范围内展开了。又如台湾作家张嘉骅的《蠹伯伯》中，图书馆之所以被蠹虫占领，是因为，现代的人们很少去图书馆。蠹伯伯每次在看病之前有一个祷告：“感谢大多数人忙着赚钱、应酬，没有空到图书馆，把书留给蠹鱼吃。感谢大多数人不重视文化财产，根本不想上图书馆，让蠹鱼可以好好吃书，吃一本是一本，不怕吃到一半，书被借走。更感谢图书馆的管理一团糟，使少数想借线装书的人老借不到书，我这老头才能把线装书房当窝，有书就吃。阿门。”在这段看似荒诞无稽的祷告中，读者却看出现实社会对精神文化建设的忽视。这里不也包含着作家对一个重视文化、爱书、读书的美好的理想社会现实的呼唤吗？而在阅读这个童话的时候，蠹伯伯这个形象就充满了卡通或漫画的夸张味道。这些本来很沉重的现实题材，正因为作家在幻想中运用了“儿童化”、“漫画化”、“卡通化”的处理，而且故事本身充满了童趣，才成为了精彩的童话作品。因为，如果不用这些手段，作家的愿望就很难用童话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仅仅是按照生活的真实形态去塑造这些形象，那么，只能写成小说而不是童话了。其实，这里凝聚的是作家的幻想与儿童心理和思维一种完美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中有很多幻想是基于这样对现实的批判，寄托了作家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对读者来说，在童话作品的幻想中，也能感受生活的林林总总。与以往的童话的幻想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童话的理性精神有所增强，但是，童话幻想中所具有的那些“儿童化”的艺术精髓，并没有被理性精神所破坏。这是因为，所有的童话作家都清楚一点，童话中的幻想是有别于其它文体的，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以童话这种特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对“未来”寄予了厚望，他们知道，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成人。
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生态环保的关注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的童话作家也将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美好愿望带到童话中来。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中，有一个集子《造在树墩上的房子》就是生态环保童话，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浸透其中。比如《森林，请开步走》中，小灰儿和小棕儿是两只小松鼠，它们在秋天的时候，在森林边的小溪畔，在森林边的土坡上，埋过香榧树种和小松球，他们总是忘记，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它们想把那些种子挖出来，但是，却发现那些种子都变成了一株株小树的嫩芽。哥俩儿很是高兴，因为，他们在无意中种下了新的树，森林因此向前移动了一步。哥俩决定以后还继续在森林的边上埋种子，这样森林就会不断的向前走。在张秋生的《有这样一座城市》中，孩子们再也受不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终于喊出：“我们要草地，要碧绿的草地，要五彩的献花，我们还要和小兔子、小山羊、小刺猬、小鹿做朋友，我们要做幸福的孩子！”，于是城市里用小动物们做市长。动物们监督人的行为，不久这里就变成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这些对美丽的自然的温馨的幻想，打开了一扇通往绿色王国的门。
饶远的《我梦中的音乐树》讲述了一个关于噪音污染环境的故事。噪音被漫画为一个凶狠的噪音怪，他手中有一个装满噪音的黑盒子；美丽的声音被形象化为一株会发光的音乐树，它是一粒音乐魔树种子发育长大的，是七个音乐小精灵曾经送给一个叫做艾英的女孩的礼物。噪音怪让美丽的音乐树枯败了，噪音怪逼得艾英跳入“时间河”，是音乐小精灵们救了艾英，让音乐魔树的种子拥有了更大的魔力，这粒种子重新成长为一棵音乐树。当噪音怪再次打开黑盒子的时候，音乐树以自身的力量打败了噪音怪，世界变得宁静了。作家将很难理解的噪音对人的伤害，运用儿童的幻想，将其幻化成儿童可以理解的噪音怪与音乐小精灵、音乐树之间的斗争，形象而又生动。常瑞的《老唱片》也讲述了噪音问题。常瑞在童话中幻想出一个老人，他能在发出噪音的齿轮上都装上唱片，这样齿轮在转动的时候就发出音乐的声音，从此，人们的生活中就拥有了宁静和幸福。
台湾作家林世仁的《山坡上的榕树》中，那棵能写诗的大榕树是一棵多么神奇的榕树，但是，人们不懂得爱护，却要对它做什么研究。榕树只好在写完最后的诗，让小鸟们带到深山里，自己以枯死的方式面对人类的功利之心。这里边包含着多少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台湾作家林紫枫的《绿毛与丑姐》，讲述两只正在孵化中的蝴蝶的幼虫，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一只备受人类摧残的大风蝶在死之前，告诉这两只蝴蝶幼虫生存的能力，在人类就要砍伐这片森林的时候，绿毛和丑姐终于变成蝴蝶，它们两个带着蝴蝶家族开始了漫长的求生旅程。当人类为了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使蝴蝶被迫迁徙，这是否反应了人类残忍的一面？地球并不仅仅属于人类！
这些童话都关注到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寄托了作家本人对生态环保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人们能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毕竟人类只有地球一个家园。我觉得这些生态环保童话最起码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让儿童认识到：“人与万物，在这个同一的生态场、‘生态圈’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说人类是其中进化得最好的生物，人类就应当自觉的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巩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亲情’主动地向自然万物奉献自己的爱心。”[3]我认为，这种作品是作家一种想象（幻想）的结果，怎样将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以童话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需要作家考虑到儿童的思维特点与幻想能力，将作品中的形象儿童化、漫画化、卡通化，这样才能既得到小读者的认可，又可以引起小读者的思考。因此，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最大的特色是成人意识与儿童意识完美的结合，由此产生的童话比起以往的童话要有更深广的内涵，同时，幻想力也更强。20世纪90年代童话中的幻想更多一些现代思考。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年代。城市化的进程使人们普遍感到一种精神上缺少爱。这种爱的缺失的感觉不仅是成人有，孩子也有。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穿梭的人们需要精神的温情抚慰，于是对爱与美的深情呼喊，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童话的另一景观。当然，中世纪的民间口述童话的幻想也围绕爱与美展开，但是，20世纪90年代童话的幻想在对爱与美的开掘中，有了更为深沉的东西。如果说，中世纪的民间口述童话，仅仅以一种很朴素的、很简单的善恶标准来看待世界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对爱与美的开拓则深入到一种情感的深层，而且情感表现的方式也是多元的。
葛翠琳《会飞的小鹿》不仅饱含浓浓的诗情，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这篇童话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只小鹿如飞一般的越过一道道山涧，越过一座座险峰……可是，这只小鹿并没有翅膀，蹄子上也没有风火轮，是什么力量让它飞起来呢？读过作品，我们知道是爱，是鹿妈妈、长颈鹿妈妈和羚羊妈妈对小鹿无私的爱，更是小鹿对母亲们回报的爱。作品中，到处洋溢着这种深沉而诚挚的爱。公鹿爸爸为了保护怀孕的鹿妈妈，毫不犹豫的引开了罪恶的枪口；为了小鹿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受重伤的鹿妈妈用力越过锋利的岩石，决然地剖开自己的腹部；为了抚养小鹿，长颈鹿妈妈用羸弱的身躯为小鹿遮风挡雨；为了小鹿不再胆小，长颈鹿妈妈和羚羊妈妈不辞辛苦、循循善诱……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爱，使原本脆弱，遭其它动物嘲笑的小鹿变得坚强、勇敢，使他无视摔落雪谷，跌落悬崖的危险，坚持为长颈鹿妈妈送粮食，在山洪暴发时，他从危险中救出长颈鹿妈妈。作品将这种生死离别、刻骨铭心的爱渲染得悲壮而动人，这里所蕴含的深度和厚度是值得深思的。葛翠林曾这样说：“幼儿童话应该是一首感人的歌。”“幼儿的心灵，是童话的土壤。在这里，小小的童话自生自长，如果把一些美丽的童话栽种在这里，它会引得幼儿心中那些童话萌芽成一片花丛。”【4】这里所深藏的母爱、坚强、包容等等美好的情感是怎样的令人感动。这些美好的情感对儿童来说具有怎样的震撼力！
金波的童话总是深情涌动，他的《永远的家》讲述了一只叫柔柔的豆青虫的故事，它是吃老槐树的叶子长大的，后来，它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黄色的蝴蝶，大家都夸它漂亮。凤尾蝶、白色的蒲公英都要柔柔和他们一起去寻找幸福的生活。但是，柔柔对他们表示感谢，它要找的，是那棵养活过它的老槐树。终于，它飞到了一个山坡上，看到了那棵开满白色槐花的老槐树，“黄蝴蝶一闻到这熟悉的香味，就像回到了家，那种亲切的感觉，让它几乎掉下了眼泪”，黄蝴蝶从此就在老槐树上住下了。“它每天从这树枝上飞到那树枝上。它看着一片片树叶，就像读着一本本书；它去看每一朵槐花，就像和它的姐妹交谈。”秋天来了，槐花已经落了，天气已经转凉了，麻雀劝它找个地方避避风吧，可是，黄蝴蝶没有离开，它觉得渐渐变黄的叶子更美丽了。“在秋风里，片片黄叶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在黄蝴蝶的眼里，它最后看到的是一只飞翔的黄蝴蝶。”最后，它伴随着黄叶子，从老槐树的枝头飘落下来。这篇作品在看似简单、稚拙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人类共有的情感，对一种永恒精神家园的眷顾。柔柔对老槐树的依恋不正是人类对“家园”意识的一种深层表现吗？对于成长中儿童来说，这就像一粒爱的种子，在幼儿的心灵土壤上，会萌芽成一丛爱的花丛。而对于那些远离故乡的成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温馨的对家乡的回忆！
高尔基曾经说过：童话的幻想“打开了通向另一种生活的窗子，那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5]20世纪90年代童话的幻想精神并没有减弱，相反，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形式也变得多样，更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应该说，在童话的幻想世界里遨游，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愿望的倾诉；对读者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徜徉，同时也是一种思考，20世纪90年代童话就是在这样的幻想中达到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并将读者引向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注 释：

[1]叶君健,《关于“民间故事”和“童话”》，《文艺报》，1990、4、7。

[2]皮亚杰著，傅统先译，《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P43。

[3]鲁枢元，《生态文艺学》，山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P379。

[4]葛翠林，《幼儿童话散记》，转引《童话梦——葛翠林和她的创作》。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P101。

[5]《高尔基论儿童文学》，引自，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12次印刷，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