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的语文教材挺有意思的，只是要求太多，太深。
看了南瓜过家家的“你怎样评价这个故事?”的讨论，想起在作家陈村的小众菜园看过的一个贴，冉云飞写的“无趣是怎样炼成的：以几册语文教材为例”，这儿好象做老师的朋友挺多的，贴过来供大家参考，我个人觉得许多东西无法去刨根问底，那个讲故事的老师也许并不应该受到指责，她本身并没有错，如果错了，也是错在是影响她思维形成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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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对自己作品的阐释不如语文教学参考书来得“准确”；王蒙说考外孙的语文可能会不及格；陈村质疑儿子一年级课文《秋天到》里庄稼成长的常识，在在表明语文教材的反常。在不少学生厌恶语文教育的同时，司马光用大石头砸缸救出了蜻蛙王子、西瓜太郎、流氓兔，这充满解构邪趣的《Q版语文》迷倒了一大批青少年。说明这几年随着语文教材的改革，用了几十年而不换的教科书“爷爷”，的确稍有改变，但至今存在的不少问题，是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不能坐视不理的。
多年来，我搜集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大量的中国语文教材——纵向上看，从小学到大学；横向上看，从扫盲课本、军队课本、农民识字课本、监狱课本、佛教语文课本等；从空间上看，从大陆到港台、新马泰华人圈至欧美华文课本等——正拟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深知百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个中曲折。今单从小女所学的北大师小学实验课本挑几册来说明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方面值得注意之处，以使今后的教材编写更趋优美而合理。
我们的第一课
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今天我送进学校一个纯朴的儿童，明天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因此学校教育，不可不慎之又慎。儿童进校所学的第一课，对于学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第一课选择不当，如太过意识形态化甚至党化，对学生有不小的伤害，会影响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多半脱不了说教的腔调，说教的腔调因空洞而虚伪，因虚伪而强词夺理。而此种抽象的灌输，不仅让学生不容易理解，而且最终导致学生对学习语文的抵触反感。
为综合考察第一课对学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定下的语文教育基调，目前我正在组织编辑《我的第一课》一书，收入许多对语文第一课有想法的人的文章。自从中国有新式语文教材以来，第一课的选择无疑有了许多变化，但变化中有一种不可更易的一惯性，即看图识字，认识非常简单的字。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课图说》第一课为“天”；宣统二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系“人”；流沙河先生所学第一课为：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我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王怡、余杰、范美忠所学第一课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小女所学的《语文》（北师大实验教材2002年6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且配了一首“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台湾康轩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一册（2002年7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左三拍，右三拍，上上下下拍拍拍。大家一起坐下来。
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四九年后大陆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受制于意识形态较重，丧失了教育独立于党派的中立，这对孩童幼小的心灵无疑是极大的伤害。比如我所学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无疑是个天大的谎言，从小所受的教育从谎言开始，这是对我心智的愚弄，也是对我求真求知的尊严的挑衅。当然，你可以说我发蒙时是极端的七十年代，那么对照一下台湾和大陆2002年同时出版的语文教材第一课，也不难看出教材编写理念的差别。台湾教材的编写将儿童视为游戏者，除了《拍拍手》以外，接着有《吹泡泡》、《走迷宫》等，而大陆第一课除了认字外，还来一个“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抽象说教的“上学歌”。“人民”是个什么概念？“人民”里面个体的利益何在？多少邪恶假“人民”二字得以公行，多少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被“人民”这个无限“正确”的大魔洞吞噬掉，让懵懂无知的儿童“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用意何在？为自己读书便不行么？把自己打造成器，客观上便是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胡适先生早就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四九年后大陆从第一课便开始洗脑（党化、奴化）的教材编写传统至今没有太大改变。当然，从我发蒙时公然的假话到现在小女读书时稍有遮掩的“人民”，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洗脑和愚民的实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是我们语文教育中致命伤。
课文设计
课文设计除了内容外，还有儿童接受心理，以及课文如何循序推进诸问题。设若不深加注意，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打折扣，老师教授起来也无形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我认为小学语文的课文设计，应以儿童善游戏、善模仿的特性入手，所取课文应为儿童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事，便会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相反，一上来便要其“长大为人民立功劳”，便会让他遭一闷棍而于学习无补。
北师大实验语文教材，总体说来，系由从浅入深，从感性到抽象，循序渐进，有值得称道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册以前基本采取的按学期所属的季节来编写，即秋节开学时，编有关秋天和冬天的故事，而春季开学时则编写春季和夏季的故事。作为课文，这应该是让学习的内容与环境相配合的好举措，易于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在编排秩序和对孩童的心理适应上，则并非无懈可击。第一册正文里入选了两首诗，一为据《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说骆宾王七岁时写的诗《咏鹅》，另一首为易题为《锄禾》的李绅《悯农》诗的第二首。前者入选符合儿童心理，后者入选第一册我以为太早，应该在二、三册为宜。理之入诗，佳者甚少，但李绅这诗因为关涉农事，在农业中国，历来被拿作为教幼童的诗篇，但我认为讲道理的诗应该稍微延后为宜。当我从网上看了各位老师甚至包括特级教师方景星讲《锄禾》所做的讲课设计后，就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复次，李绅此诗正题应为《悯农》，易为《锄禾》固然明白了，但对体会作者的原意却有损伤，因为标题完全成了没有感情倾向的“客观叙述”。如果能这样改易的话，那么《悯农》诗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是否可改易为《春种》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而从儿童易于接受、老师易于教授的角度来看，台湾《国语》教材则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的课文，不是明目张胆地来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寓教于趣。
三年级第六册的《尊重与平等》（以下所举课文，若非特别标明，均出自北师大实验教材）一单元中有一课叫《“这样的规矩不能有”》，讲五十年代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北海公园游人很多，便想到北海公园去看看。去了后却见北海公园立着牌子，上写“休息”。彭德怀问“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个规矩不能有！”这是一篇好的课文，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问题却设计得止步不前，让“平等与尊重”的主题大打折扣。“‘这个规矩’指的是什么规矩？彭总为什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这只是止于对课文的事实描述，不利于培养孩子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倘若再加上一个问题：“小朋友们看到过这种事情没有？你对这事怎么看？”我认为更能让他们深临其境地感受到尊重与平等的重要。像彭德怀这样较富有平等与尊重意识的领导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仅止于目前的问题，反而会流于歌颂大人物彭德怀的层面。好像平凡如我们理所应当得到的“尊重与平等”是大人物施舍的，不仅不利于深刻领会“尊重与平等”，反而可能会在儿童的意识里埋下神化领导人的意识，与教材编写的初衷背道而驰。
课文的取舍是一门真正关涉教育实质的学问。就我所看的北大师教材中，前六册有不少课文粉饰现实，如对当今农村苦况没有真正的反应，反倒是说生活多么美好，这不是我们生活事实的全部。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浆》，作为老歌有怀旧作用，但其间所透出的写作时代的局限，是毋庸置疑。“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幸福生活，哪个能替我安排？有这样的人么？有不少人努力工作，还食不裹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粉饰现实，欺哄民众的歌词还入选教材，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取课文取舍时有些技术因素也不能忽略。如一年级下册选杜甫的《春夜喜雨》，作为五律只录四句，而不标明节录，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教女儿读唐诗，讲到杜甫《春夜喜雨》，她说我错了，书上只有四句，我查看了课本，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因为她相信教材。再者，北师大实验教材的量，明显偏多，老师和学生都觉得有过量之歉，同是一年级一册，北大师的有十七个单元28课，而台湾的《国语》前十周只教说话及注音符号，而课文只有短短的八课，即为一学期。两者之间量的差别悬殊，应该引起大陆教材编写者的思考。我们一直在主张减少学生的负担，教材编写恐怕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教材的综合与互补
新式教科书的早期编纂，是什么知识都往里装，完全是大杂烩。其中的弊端是庞杂无头绪，但也并非毫无可资借鉴处。现代教育使得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但教育在基础阶段是否越分越细越好呢？我看未必。小学一开始便是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思想品德等等，我认为至少英语、思想品德至少是不必有的。英语并非一定学得越早越好，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古怪，改革开放以前视英语为怪物，现在则视英语为圣物，人人被迫必学，一个都不能少。但实际上英语教育对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因大部分人所学英语没有用途而效率低下，因处处必考英语（比如所有职称评定的英语考试）耗费许多中国人的青春和才智，真是“毁”人不倦，说大部分中国人所学的“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堪称民族灾难，实不为过。但官方没有丝毫反思和改易的迹象，令人扼腕长叹，中国真是个奇怪到让人伤心的国家。
一个人的品行，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怎么培养一个人良好的品行，却并非用思想品德这种专门课程来培养。从小到大的德育课（思想品德），充斥着假话、大话、套话、空话，成为谎言的温床，在我看来，不仅无培养人的良好品行之效，反倒是有降低民族素质之嫌，培养许多人的恶行。官方设一门思想品德课的潜在意思便是，人是可以改造的，思想是可以统一的。这样虚妄的想法，几十年来已经证明而且必将进一步证明它的失败和可笑。教育在线网站上有一位江苏的校长许新海到澳大利亚考察后，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各学校不仅没有什么思想品德课，而且就是一般课连所谓教材都没有（譬如可以用扑克来讲数学），但并不妨碍澳大利亚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优秀。品德之教育，他们是贯穿在各学科之中，既在知识的学习中培养了品行，又节约了教育的成本。事实上，各科里不时会有品德的内容穿插其间，如前述李绅之《悯农》，难道不是一次反对浪费、珍惜粮食、关怀弱势者的道德教育么？非得进行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对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道德绑架，才符合我们教育中的虐待倾向，从而培养学生的受虐心理，以便达到奴化的目的吗？！台湾《国语》（前述席轩文教出版）不像北师大教材里随处可见“大词”，比如第一册里的《门开了》：门开了，爸爸妈妈回来了。门开了，哥哥姐姐回来了。门开了，大家的笑声都回来了。没有道德说教，而孩子受到的教益却不会比那些干瘪无味的道德说教差。
北师大的语文教材里，除第一册里专门有一课讲数字外，其余的课文里很少关涉到有关数学的内容。反之，我看了数学书里很少指涉到对一题增删一字，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之比较。其实语文与数学教材的编写，应该学一学四九年前的编纂者们的方法，互相有种打通之感，互相映证，而不是生疏隔离，倒是数学教材里有些不该有的错别字，比如一根两根的“根”错成“跟”，这说明数学教材的审核存在不太严谨的问题。
何人编写及其适应性
四九年前的教材编写处于较为充分竞争的情境之下，所以教材编写注重质量、注重名声，有不少名声卓著的人参与语文教学的革新以及教材编写，如张元济、叶圣陶、朱自清、王云五、丰子恺、夏丏尊、赵景深、姜亮夫、舒新城、蒋维乔等。而四九年后至今，教材编写仍存在大量的垄断。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虽在局部打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独揽教材编写的局面，然至今教材的编写仍旧是个政策门尤其是意识形态门槛很高的行当，成为少数人以及少数出版社的肥肉，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恕我孤陋，今日的教材编写者，大多不为社会所知晓。或者有人会说，他们是语文教材编写方面的专家呢，出了这个圈，没人知道也不稀奇。我作过一个调查，大约有八到九成老师不知教材编写者的成就，也很少看到过他们的文章。就拿北师大实验教材的主编之一马新国，我是在读了女儿教材后，到网上查一些有关他的资料才知晓的。虽然他是北大师出版社总编辑，既是教授还是博导，但我也不能就此判断他的《康德美学研究》、《西方文论史》等书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尤其遗憾的是，我没看到过他关于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或许他只是挂名吧。倘若是没有深度参与的挂名，怎么可能真正审出语文教材的好坏来？王云五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教材的挂名主编者，但他在教育和出版方面都可称行家里手，何况他手下云集了不少编纂教材的好手。
现从北师大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网站将北师大实验教材的编写者介绍抄录如下，以看他们编写人员的配备方面，有否值得注意之处？主要成员有：马新国（主编，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国民（主编，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育学博士，北京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陈铮（副主编，原未来教育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张美妮（核心成员，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专家）、谈文玉（核心成员，北京市海淀区语文特级教师）、陈晖（核心成员，北京师大中文系，博士）、伍新春（核心成员，北京师大心理学院副院长，博士）。我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最好应配备儿童文学作家（如秦文君、郑渊洁、杨红樱等）、科普（幻）作家（如叶永烈、王晋康等）、真正有良好写作能力的一线教师（如李镇西等），这样才能补充几乎全是学院派编写者的不足。
与此同时，教材编写应该减少意识形态的束缚，教育部只规定编写大纲，而将教材编写的权限下放，中国地方广阔，各地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各省可编各省的教材，各出版社也可编教材——这当然必须取消全国统一高考，而由各学校报请教育审核而自行招考——完全打破教材编写的垄断。那种期望靠统编教材而进行所谓思想统一，是对学生应该受到良好教育权利的侵犯。通过充分竞争，好教材以及好的教材编写者才可能脱颖而出。如果不打破教材编写作少数人和少数出版社的肥肉，那么真正有趣、能培养青少年心智的好教材，便没有出笼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