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扎蒂的小说

虚度的时光　　埃斯特·卡西拉买了一幢豪华的别墅。此后，他每天下班回来，
　　总看见有个人从他花园里扛走一只箱子，装上卡车拉走。
　　他还来不及叫喊，那人就走了。这一天他决定开车去追。那辆卡车走得很慢，最后停在城郊的峡谷旁。
　　卡西拉下车后，发现陌生人把箱子卸下来扔进了山谷。山谷里已经堆满了箱子，规模、式样都差不多。
　　他走过去问：“刚才我看见您从我家扛走一只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一堆箱子又是干什么用的?”
　　那人打量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说： “您家还有许多箱子要运走，您不知道?这些箱子都是您虚度的日子。”
　　“什么日子?”
　　“您虚度的日子。”
　　“我虚度的日子?”
　　“对。您白白浪费掉的时光、虚度的年华。您曾盼望美好的时光，但美好时光到来后，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您过来瞧瞧，它们个个完美无缺，根本没有用过，不过现在……”
　　卡西拉走过来，顺手打开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有一条暮秋时节的道路。他的未婚妻格拉兹正在那里一个
　　人慢慢走着。
　　他打开第二个箱子，里面是一间病房。他弟弟约苏躺在病床上等他归去。
　　他打开第三只箱子，原来是他那所老房子。他那条忠实的狗杜克，卧在栅栏门口等他。它等他两年了，已经骨瘦如柴。
　　卡拉西感到心口被什么东西夹了一下，绞疼起来。陌生人像审判官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
　　卡西拉说：“先生，请您让我取回这三只箱子吧。我求求您。起码还给我三天吧。我有钱，您要多少都行。”
　　陌生人做了个根本不可能的手势。意思是说，太迟了，已无法挽回。说罢，那人和箱子一起消失了。
　　夜幕悄悄降临，把大地笼罩在黑暗之中。

坠落中的少女
　　玛塔19岁。从摩天大楼的顶上放眼望去，她看到了傍晚时分会在脚下熠熠闪光的城市，一阵眩晕感朝她袭来。
　　在那样一个极其美丽和纯净的晚上，微风不时地吹拂着蓝得简直妙不可言的天穹下的几缕云丝，银光闪闪的摩天大楼显得至高无上、充满运气。事实上，这一刻正是城市被灵感占领而且除了瞎子谁都会被它彻底征服的时候。少女从高空俯视着在落日那长时间的痉挛中蜿蜒蠕动着的条条街道和幢幢高楼。从这个高度看，房子的白色消失了，大海的蓝色开始映入眼帘。在空中倒着看，大海似乎在涨潮。当夜幕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城市就变成了一座燃烧着跳动的光焰的甜蜜深渊。里面有强壮的男人，甚至有更加强壮的女人，还有小汽车，夜总会的霓虹灯招牌，灰暗的大楼的入口门厅，喷泉，珠宝钻石，寂静的旧花园，派对，欲望，交易。总之，都是夜的挥霍无度的魔力，这种夜晚能引得人们做起有关伟大和荣耀的迷梦。
　　看着这些，玛塔无望地翻过栏杆，听凭自己跳落下去。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中翱翔，但实际上她正在坠落。摩天大楼出奇地高，底下的街道和广场还离她很远。谁知道她要多久才能到底下呢，反正少女是正在坠落。
　　就在那时，在最上面几层的露台和阳台上，有许多富有而文雅的人正在开着鸡尾酒会，无聊地交谈着。他们三三两两地东一簇、西一堆，他们的谈话声盖过了音乐声。玛塔经过他们的时候，有几个人探出头看她。
　　那种类型的飞行(事实上主要是女孩子们的)在摩天大楼里并不新奇，这都成了房客们有趣的消遣了。这也正是那些公寓价格非常昂贵的一个原因。
　　太阳尚未完全落下去，它在竭力照耀着玛塔那简朴的衣裳。她身穿一件朴素的廉价的春季连衣裙，买的现成的那种，落日那如抒情诗般的余晖使之增色不少，让它看起来有点别致。
　　一双双献殷勤的手从百万富翁们的阳台上朝她伸去，递给她鲜花和鸡尾酒：“小姐，想喝一杯吗?……轻柔的蝴蝶，为何不停下来和我们呆一会儿?”
　　她笑了，仍飞翔着，心里很快乐(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下坠)：“不，谢谢，朋友们。我不能停。我急着赶路呢。”
　　“你往哪里去啊?”他们问她。
　　“哦，不要逼我说。”玛塔回答道，挥挥手友好地告别。
　　一个年轻人，高个儿，黑皮肤，长相出众，伸出一只手臂去抓她。她喜欢他，但很快就保护了自己：“你怎么敢这样，先生?”说着就用剩下的时间在他的鼻子上轻轻敲了一下。
　　漂亮的人们都对她产生了兴趣，这让她非常满意。她觉得自己很吸引人，很时髦。在那摆满鲜花的露台上，身穿白衣的侍者忙碌地穿来穿去。在充满异域风情的节奏猛烈的歌曲声中，人们用三五分钟，或许还不到三五分钟的时间，谈论着那个正经过他们的年轻女子(从楼顶到楼底，垂直而下)。有些人认为她漂亮，有些人觉得她长相一般，但每个人都觉得她很有趣。
　　“你即将拥有完整的生活。”他们告诉她，“你又为何如此匆匆呢?你还有时间赶路，忙你自己的事。停下来和我们呆一会儿吧，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小派对。真的，你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的。”
　　她试图回答他们，可是地球引力已经把她飞快地往下带了一层，接着又带了两层、三层、四层。实际上，一个人正是在19岁的豆蔻年华时才会乐此不疲地匆忙赶路。当然，她和楼底的距离，也就是和街道地面的距离，还是非常之远的。瞬间前她刚开始坠落，这是确凿无疑的，不过街道似乎总是很遥远。
　　但就在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跃入大海之中。可以看到它已变成一只微光闪耀的碟状的红蘑菇。最终，它不再放射出生机勃勃的光芒去辉映那少女的衣裙，使她成为一颗迷人的彗星。
　　真是美妙无比：摩天大楼的窗户里和露台上几乎都已灯光闪闪了，当少女在依次经过它们的时候，明亮的光照将她全身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不过玛塔现在再也看不到刚才那些公寓里无忧无虑的人们了。她不时地看到身穿黑色或蓝色围裙、坐在一长排一长排桌子旁的雇工们所从事的行当。他们中有些人是跟她年纪相同或比她年长些的年轻人，他们工作了一天，到现在已经很累了，每个人都偶或把目光从手里干的活和打字机上移向别处。因此，他们也看见了她，有几位甚至跑到了窗户边上。“你到哪里去?为什么这么快?你是谁啊?”他们朝她喊道。从他们的话语里，可以听到类似于羡慕的某种意味。
　　“他们在等我下去呢。”她回答道，“我无法停止。原谅我吧。”接着她又一次笑了，倒栽葱似的往下坠落着，但这已经跟她先前的笑不同了。夜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大地，玛塔开始觉得冷了。
　　她往下看到了大楼入口处有一个明亮的光环。那里停着又黑又长的一列车队(从那么远的距离看，小汽车就像蚂蚁一样小)，男人和女人们都在下车，急着进入大楼里面。她似乎明白了，原来是那群人身上的珠宝在闪光。入口处的上空旗帜飘扬。
　　显然，他们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派对，正是玛塔从小就朝思暮想的那类派对。机会在下面等着她呢，命运，罗曼史，她一生真正的开始。她能及时到达吗?
　　她满怀恶意地注意到在她上方30米左右还有一个女孩在往下坠落。她无疑要比玛塔漂亮，她穿着一件相当高级的晚礼服。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她坠落的速度比玛塔要快得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就超过了玛塔，在下面消失了，甚至都没有听见玛塔喊她。毫无疑问，她肯定能在玛塔之前到达那个派对，或许她早就有一个取代玛塔的周密计划。
　　接着她又意识到她们并不孤独。在这栋摩天大楼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从天而降的年轻女子，她们的脸被飞行的兴奋感绷得很紧，她们那快乐地挥动着的双手仿佛在说：看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取悦于我们吧，难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吗?
　　这接着就成了竞赛了。她只有一件破旧的小裙子，而其他姑娘却穿着体面，像高级时装模特，有些姑娘甚至将奢侈的貂皮披肩紧紧地裹在她们那裸露的双肩。开始飞跃的时候玛塔是如此自信，而现在她却感到心里滋长着一种疑虑。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寒冷，但这也可能是害怕，害怕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现在好像已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窗户一扇接着一扇变暗了，音乐的回声已变得模糊，办公室已经空荡荡的了，年轻人已不再倚着窗口往外伸出他们的手。几点钟了?下面大楼的入口处已经越来越空，现在可以辨别建筑物上的每一处细节。灯光仍在闪耀，但小汽车已经一动不动了。实际上，仍有三三两两的人群时不时地走出最底下的一层，疲惫地四散开去。后来，连入口处的灯都熄灭了。
　　玛塔感到她的心在紧缩。唉，她不能及时到达舞会了。她朝上瞥了一眼，看到了这栋凝聚着一切残暴威力的摩天大楼的最高处。四周差不多漆黑一片，只有顶层的几个窗户里还零零星星地亮着灯。在楼顶的上空，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已经铺展开来了。
　　在28层的一间餐厅里，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正喝着他的早餐咖啡，看着报纸，他的妻子在打扫房间。餐具柜上的钟指着8点45分。一个影子突然从窗前掠过。
　　“阿尔贝托!”妻子喊道，“你看见了吗?一个女人掉下去了。”
　　“是谁?”他问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离开报纸。
　　“一个老女人，”妻子回答道，“一个非常老的女人。她看来吓坏了。”
　　“总是那样，”男人嘟囔着，“在这些较低的楼层，只有坠落的老女人才经过。在150层以上你才可以看到漂亮的女孩子。那些公寓房这么昂贵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少在低层还有些好处，”妻子说道，“好处就是她们落地的时候，你能听到‘砰’的一声响。”
　　“如今可不是那样了。”男人边说边摇了摇头。他站着听了几分钟，接着又抿了一小口咖啡

时间机器
　　第一个大型时间减速器建在马利斯加诺的格罗塞托附近。实际上，它的发明者，著名的阿尔多.克里斯托法里不是格罗塞托人。这个克里斯托法里是比萨大学的一名教授，致力与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已经有二十年了，并且在他的实验室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实验，特别是有关于豆类植物萌芽的实验。然而，他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个空想家。后来，在他的支持者、金融家阿尔弗雷多.洛佩斯的赞助下，建造“迪亚科斯亚”的机构正式成立。从那以后,阿尔多.克里斯托法里被誉为天才,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人.
　　他的发明由一个被称为“C场”的特殊静电场构成，在这个场中，各种自然现象完成他们生命所需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长。在最初的实验当中，时间的延迟不超过千分之五六，这在实际中几乎是觉察不到的。但克里斯托法里一旦发现了规律，他的实验就有了飞速的发展。通过设在马利斯加诺的装置，延缓时间的速度增加到了近一半，这意味着一个平均寿命为十年的有机体置于C场之后可以存活二十年。

这套装置设在山区，只在800米的范围内产生作用。在直径为一公里半的圆圈内，动植物的生长及衰老的速度比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动植物慢一倍，人类则有希望活到两百岁。因此，这套装置以希腊语中表示两百的词“迪亚科斯亚”命名。

这个区域实际上还无人居住。原来的几个农户在让他们选择是留下来还是搬至一个大的村落时，他们都宁愿搬走。之后，整个区域被高不可攀的篱笆围了起来，只留下一个严密把守着的入口。在短短的时间内，许多巨大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林立的大厦中间，有一家大型疗养院，专门接受那些希望延长生命的绝症患者：还有电影院和剧场。在这一区域正中，有一个高达四十米的圆形天线，类似雷达上所使用的那种，这就是C场的中心。发电厂则完全建在地下。

装置建成以后，向全世界宣告这座城市将对外敞开它的大门。要想进入这里并取得居住权，得花一大笔钱。然而，还是有成千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得人被吸引而来，所有得住房很快被预订一空。可是没过多久，人们又开始恐惧了，申请人数明显少于预期数目。

人们到底恐惧什么呢？首先，任何在这座城市长期居住的人离开时都不可能不受损伤。想像一下，一个有机体已经适应了新的、发展缓慢的环境，突然之间将它从C场中移至一个生命运动速度快一倍的地方，每个器官必须迅速加快运转。如果说一个人在奔跑时突然减速比较容易做到，而一个缓慢移动的人要想猛地狂冲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剧烈的失衡会造成有害乃至致命的后果。

因此，任何出生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严禁离开。一个诞生于那种较慢时间速度下的机体在被移至一个速度快一倍的环境之后，极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种推测是合乎逻辑的。为了预防出现这种问题，在C场的周界线上将建起用来加速和减速的特殊隔离间,这样任何进入或离开这里的人可以使自己逐渐适应新的速度，以避免由于突然的变化而造成损伤。这种隔离间类似于深海潜水员所使用的减压舱，然而它们属于精密设备，还在设计阶段，很多年以后才能投入使用。

简而言之，迪亚科斯亚的居民比其他人都要长寿，但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们被迫放弃故土、朋友以及外出旅行的乐趣，失去了许多恋爱和与其他人结交的机会。他们就像被判了终身监禁，尽管能享受到应有尽有的奢华与方便。

可问题还不止如此。擅自离去固然十分危险，而装置出现的任何损坏也同样可怕。不错，发电厂有两台发电机，如果一台停止运转，另一台会接着自动发电。但是，如果两台机器同时发生故障了呢？如果出现供电呢？如果旋风或者闪电击中了天线呢？要是发生了战争或者暴乱呢？

迪亚科斯亚的落成电力是在迎接它的第一批居民的庆祝会上进行的。第一批共有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其中大部分人已年过半百。克里斯托法里本人并不打算在城中定居，因此没有出席，代表他的是一位名叫斯托尔墨的瑞士人，他是整个装置的负责人。仪式十分简单。

在位于公共花园的发射天线脚下，正午时分，斯托尔墨宣布从那一时刻起迪亚科斯亚的男男女女衰老的速度将减慢一倍。天线发出一种非常柔和悦耳的嗡嗡声，开始人们觉察不到情况有任何改变，一直到了晚上，有人才感到有些懒洋洋的，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似的。很快人们谈话、走路和吃饭都恢复了以往的镇静，紧张的生活变得松弛下来，做什么事情都得费更大的劲儿。

一个月后，在布法罗《科技月刊》杂志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文.麦迪内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迪亚科斯亚敲响了丧钟。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到综述一下他的观点：麦迪内认为克里斯托法里的装置是把人们引向坟墓。因为时间总是向前奔流不息，如果没有任何阻挡，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以至无穷。所以任何对时间流速的阻缓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增加它的速度则没有丝毫困难。就像在河里若要逆流而上非常困难，但顺流而下就容易了。据此，麦迪内提出了下列规律：如果一个人想要加速自然现象，所需的能量与得到的加速度的立方成正比：相反，如果想要延缓自然现象，所需能量与得到的减速度的立方根成正比。例如，十单位能量能生一千单位的加速度，但同样十单位的能量用于相反目的时，只能产生三个单位的减速度。实际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人类的干预只有与时间的方向一致时才起作用，也就是说，这是时间本身决定的。麦迪内认为C场对两个方向都能起作用，维修保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或一个细小机械部位的故障都足以倒转它发射的结果。假使出现这种情况，这台时间机器非但不能将生命延长到它平常的两倍，反而会急促地将生命吞噬掉。在几分钟之内，迪亚科斯亚的居民将衰老几十年。他随后附以数学根据。

埃德文.麦迪内阐发了他的这种观点之后，恐慌席卷了这座长寿城。有些人甚至不顾仓促重返“加速环境”会造成的危险而偷偷溜走了。然而克里斯托法里向人们保证这个装置所具有的功效，事实本身也证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人们的焦虑不安这才平息下来。迪亚科斯亚又恢复了它那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平静安稳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人们所能感到的快乐都是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令人心跳加速、如痴如狂的爱情在这儿也失去了原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外界传入的新闻、声音乃至音乐由于速度太快而听上去不太令人愉快。总之，尽管可以经常昼夜娱乐，生活还是没多大意思。然而，这种单调乏味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人们想到明天当他们同辈人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迪亚科斯亚的居民还那么年轻强壮；当他们同辈人的子女逐渐死去，他们还是充满活力；甚至当他们同辈人的孙儿和曾孙儿也离开人世，儿他们仍然健在，就可以以便心平气和地读着报上那些人的卜告，一边展望以后几十年的好日子。这种想法占据了全城居民的头脑，抚慰了那些焦躁不安的灵魂，平息了嫉妒和争吵。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像原来那样痛苦了，未来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一片广阔的画面。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他们就会告诉自己，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我可以明天再去向它，慢慢来吧。

两年以后，迪亚科斯亚的人口增至五万两千人，第一代迪亚科斯亚人已降生，他们到四十岁才将完全成年。十年之后，十二万多人将那一平房公里土地挤得满满的，摩天大楼也升至了令人眩晕的高度，尽管速度要比其他时间稍纵即逝的城市要慢许多。迪亚科斯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奇迹。一队又一队的旅游者挤满了它的四周，透过大门观察这些与众不同的人，这些人行动迟缓，好象患了麻痹症似的。

这一现象持续了二十年，然后短短几秒钟之内它就倍摧毁了。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它是人为的，还是偶然的呢？也许是某个技师忍受不了爱情或是疾病的折磨，想缩短他的痛苦呢，于是制造了这场灾难；或者他被这种空洞利己、之考虑维护自我的生活所激怒以致发狂，所以故意颠倒了机器的功能，将时间的破坏性力量释放了出来。

悲剧发生在五月十七日，一个暖洋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田野里，沿着周界线的篱笆上站着成百上千名好奇的围观这，他们的目光被那些和他们同类但生命运动却慢一倍的人们吸引住了。从城里传来天线微弱而悦耳的声音，它有着钟声敲响的共鸣效果。笔者那天也在，看到四个孩子在玩球。我问那个最大的孩子：“你几岁了？”“我上个月刚满二十岁。”他很有礼貌地答道，可是说话地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他们跑动的样子也很奇怪，动作非常轻柔、滞缓，好像电影的慢动作镜头，连那个球也弹不起来。

篱笆后面是一个花园的草坪和小径，再过去五十米是环绕建筑物的栅栏。一阵微风拂过树梢，树叶缓慢无力地摇动着，好像铅制的一般。下午三时左右，突然从远处传来的天线嗡嗡声变得尖锐起来，而且越来越响，像是警报声，或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刺耳的汽笛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隔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常常在深夜惊醒，眼前浮现出那幅恐怖的景象。

在我面前，那四个孩子可怕地拉长了。我看着他们长高，变宽，变成了成年人，胡须从男孩子的下巴上长出。他们身上的孩子衣服在闪电般快速生长的压力下裂开了，身体一半裸露在外面。他们如此变着，自己也不禁惊呆了。他们想开口说话，但发出的是一阵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奇怪的噪音。在被释放的时间旋涡里，所有的音节都挤在一起，像是一张以极快而疯狂的速度放出的唱片。那种咯咯声很快变成了喘息声，随之是绝望的叫声。

四个孩子到处张望，想要寻求帮助，看到我们便朝围栏奔来。但是生命在他们体内燃烧，七八秒钟后，奔到围栏处的竟是四个老人了，白发银须，虚弱无力，骨瘦如柴。有一个用他瘦骨嶙峋的手抓住篱笆，随即和其他人一起跌倒在地，死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的衰老身躯立刻散发出一股恶臭。尸体马上腐烂了，血肉消释，白骨现出，我眼睁睁看着这堆骨头也化成了一堆白灰。

直到这时，机器致命的尖啸声才平息下来，最后一切都陷于沉寂。麦迪内的预言成了现实。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这台时间机器反转了它的运转，仅仅几秒钟就吞噬了三四百年的生命。

整座城市被阴森森坟墓般的寂静冻结住了。片刻前还闪耀着荣耀和希望的大厦此刻笼罩在破败的凄惨阴影之下。墙壁上起了皱纹，现出一条条不祥的线条和裂痕。墙角残存的蜘蛛网渗出黑色的黏液。那二十万希望长命百岁的富有和幸运的人只剩下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仿佛千年古墓上积聚下来的白色尘埃。

七层楼
　　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朱塞佩·科尔特在三月的一个早晨来到一座著名的辽养城市。他得了热病，不过热度很低，照样提着自己的一小捆行李从火车站步行到医院。
　　尽管朱塞佩·科尔特只是微恙在身，可他还是接受了去著名辽养院就诊的建议。这家医院是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这就足以保证医生们都是医术高明，业务精湛，医疗器械及设备的合理和卓有成效。
　　朱塞佩·科尔特老远就一眼认出它——因为他在印在传单上的照片见到过，极为眼熟——对它印象极好。这座七层的白色大厦呈规则的凹形，看上去倒像一座豪华宾馆，环绕以绿树繁荫。
　　接受医生的泛泛问诊后，朱塞佩·科尔特住进了第七层，也即最高一层的一间惬意的房间里，等候做更仔细的检查。房间里的陈设明快整洁，就像裱糊店一样。安乐椅是用木头制作的，椅垫套以五颜六色的花布。窗户向最漂亮的市区之一敞开。一切都显得那么宁谧、宜人，叫人放心。
　　朱塞佩·科尔特一屁股倒在床上，拧亮装在床头的小灯，开始阅读随身带来的一本书。一会儿，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问他有何吩咐。
　　朱塞佩·科尔特倒不需要什么，可他乐意向这位小姐问长问短，打听疗养院的情况。从谈话中，他知道这家医院独有的特点。病人依照病的严重程度被送往不同的楼层。第七层，最高的一层，专供最轻微的病人住。病不大碍事，却又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病人，住在第六层；第五层的病人就相当不轻了；以下每低一层，病就加重好些；住第二层的病人，已是沉疴在身，病入膏肓；躺在第一层的只好等死，绝无生的希望。
　　这种独特的体制，除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外，还使轻度病患者可能免除邻近重病号的痛苦呻吟的打扰，保证每一楼层保持同一种后气氛。此外，治疗也能依照病情按部就班地进行。
　　于是，病人被分成七个渐进等级。每一层楼本身就如同一个小小世界，有其特别的规章制度，有其独具一格的传统。既然这一门类交给不同的医生，于是就形成了不尽相同——尽管差异微乎其微，但精确得入丝入毫——的治疗方法，虽然院长给疗养院规定了统一的基本方针。护士出去后，朱塞佩·科尔特觉得热度已经退了，走到窗前，向窗外望去，倒不是为了欣赏城市的风光，虽说对于他来说，景色的确是新奇的，而是希望透过层层窗户瞧见楼下几层的病人。由于建筑呈凹形，故而容易作这种观察。朱塞佩·科尔特尤其集中注意力于第一层的窗户，那些窗户看上去是那么远，只能眺望。可是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没看见。大部分窗户被凝固不动的灰色百叶窗严密地遮住。
　　科尔特发现从他那一层紧邻的一个窗户露出一张男人的脸。两个人对视良久，彼此逐渐发生兴趣，可是一时找不到打破沉默的话茬。还是朱塞佩·科尔特壮着胆子说：“您也是才来不久？”
　　“呵，不，”那一个人说，“我来这儿快两个月了……”停了片刻，不知道如何继续这一谈话，于是补充说：“我在往下瞅我的兄弟呢。”
　　“您的兄弟？”
　　“是的，”陌生人继续解释说，“我们一块儿进来的，说来也奇怪，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我想他现在该下到第四了吧。”
　　“什么第四？”
　　“第四层楼，”那个人说，语气里充满了怜悯和恐惧，差点没把朱塞佩·科尔特吓出一身冷汗。
　　“到第四层真的那么可怕吗？”他审慎地问。
　　“啊，上帝，”那个人一面说，一面慢慢地摇头：“谈不上失望，但也庆幸不得。”
　　“这么说，” 朱塞佩·科尔特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语调里夹杂着一股玩世不恭的从容不迫味道，如同谈到不涉及自己的悲惨的人，“假若第四层事情就这么严重，那么该把哪号病人送到一层去呢？”
　　“啊，快断气的人才被送到一楼去。那么医生只好干瞪眼，神甫们却忙个不停。当然……”
　　“可是一楼只有极少数的病人。” 朱塞佩·科尔特插话，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关着的。”
　　“现在的确只住着少数几个人，可是今天早上人数不少呢，”陌生人回答，脸上闪过一缕微妙的苦笑，“哪个窗户的百叶窗垂下来，保准哪里刚死了人。你没看见吗，楼上各层的窗户板都是敞开着的？请原谅，”说着，他慢慢缩回身子，“我开始觉得冷了，我该躺到床上去。祝您福星高照……”
　　那个人从阳台上消失了，用力地关上窗户，然后室内的灯光亮了。朱塞佩·科尔特仍呆呆地站在窗前，眼睛盯住第一层楼垂下的百叶窗。他用病态的注意力死死地盯着它，脑子里尽力想象在可怕的第一层里的秘密丧事，那里的病人是注定要死的；当知道自己离那一层是那么遥远时，心里不由地涌出一种宽慰的感觉。这里，暮色笼罩住整个城市。疗养院的上千窗户次第明亮起来，打远处瞧去，人们还以为是座灯火辉煌、过着节日的宫殿呢。只是深渊底层的几十个窗户仍是黑洞洞、阴森森的
　　医生的初诊结果让朱塞佩·科尔特放宽了心。他平日养成了向更坏处揣度事情的习惯，因而这次在心里早作好了听到严肃判决的准备，假若医生宣布说，必须把他交到更低的楼层去，他准不会心惊肉跳的。事实上，热度并无消退的迹象，尽管身体总的状况还是好的。相反，医生对他讲的话既热情又令人鼓舞，医生对他说，他的身体虽有不好的苗头，但属头痛脑热的轻微病，两三星期后，就会跟没事一样。
　　“那么，我留在第七层吗？”听到这儿，朱塞佩·科尔特焦急地问道。
　　“那是当然！”医生回答，用一手在他的肩上友好地拍了几下，“你想会往哪儿去呢？也许是第四层不成？”他笑着问，那神情像在谈一个十分荒唐可笑的设想。
　　“还是住这儿好些，这儿好些，”科尔特说，“你知道吗？人一生病，总爱胡思乱想，总爱往坏处想。”
　　事实上，朱塞佩·科尔特留在一开始就指定给他的那间房子里。他开始认识医院的一些同伴。在少得可怜的几个下午和早晨，他被允许从床上站起来。治疗严格地进行着，使用一切办法以使他迅速痊愈，不过他的身体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变化。

过了将近十天，七层的护士长出现在他的面前。纯粹出于友好的考虑，她请求他帮个忙，明天一位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要来医院，紧挨他的房间的两间病房是空着的，还缺第三间房子；能否请科尔特劳驾转移到另一间同样舒适的房子里去呢？
　　朱塞佩·科尔特当然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对于他来说，这间房子或那间房子都是一样的，说不定会碰上一位更温柔甜蜜的护士呢。
　　“我衷心感谢您。”护士长微微一鞠躬说，“我坦白地承认，一位像您这样的人，有如此豪爽热情之举，我是不会吃惊的；假若您不反对，一小时后，我们就准备换病房了。啊，对了，我们得搬到下一层楼去。”她声音轻缓缓地说，就如同谈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非常抱歉，这几天本楼层再没有空病房。不过这种转移绝对是临时的。”看到科尔特从床上一骨碌坐了起来，张口正要抗议，她赶紧解释说，“绝对是种临时安排。一旦有一间病房腾出来，我相信两三天后你就能重返楼上了。”

“我向您坦率地说，” 朱塞佩·科尔特笑着说，为了表白他不是个任人摆布的孩子，“我坦率地对您说，这种搬来搬去的做法，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可是搬动不是出于任何医疗原因，我很清楚您想说什么。麻烦您挪动一下完全是出于对那位不愿意和其孩子们分开的夫人的友好……行行好吧，”她补充说，哈哈笑个不停，“您可千万别往坏处想！”
　　就这样，科尔特下到第六层。虽然他相信调房和病的恶化并无内在联系，但思想上仍感到在他和正常的健康人世界之间隔着一道障碍。在作为进口港的第七层，还有同人类社会发生接触的某种方式，它甚至可以被认为几乎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延续。可是在第六层，就已经进入到医院的真正的躯体的内部了；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思维方式业已略有不同。在这一层，已经允许接纳真正的病号，尽管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
　　在同邻近的病号、医务人员的初步谈话吧，朱塞佩·科尔特发现，在这一层人们的心目中，第七层实在是种玩笑，只配让那些业余病人住，只配给一些出于古怪念头想尝尝住院滋味的人住，从第六层开始，才算货真价实的病人。
　　无论如何，朱塞佩·科尔特弄懂了，要想回到上一层，回到因他的病的特点而住过的位置上，还会遇到些麻烦。要想回到第七层，他必须设法让复杂的机构运转起来，虽说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毫无疑问，如若他自己不开口，谁也不会想起来把他送回上一层，“差不多健康人”的一层呀。
　　因为朱塞佩·科尔特盘算决定不拿他的权利让步，不向习惯的人甜言蜜语让步。他对楼层的病友强调，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是他主动搬下来的，方便一位夫人，一旦腾出空房，他就回到上头去。旁人听他津津乐道，心里却交不感兴趣，言不由衷地附和他。
　　朱塞佩·科尔特从新医生的判断里为自己所持的信心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医生也承认，朱塞佩·科尔特有充足的条件返回第七层；他的病情绝——对——轻——微，医生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个结论，以加强他说话证据的分量。可是末了，医生认为在第六层，朱塞佩·科尔特将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别净说些无谓的病，”当他讲到这儿时，病人断然地插话，“您对我说过的，第七层才是我的位置，我要回到上头去。”

“谁也没有反对呀，”医生重申，“我只不过是提个纯粹而简单的建议，不是大——夫——的，而是——知——心——朋——友的建议！我对你再说一遍，你的病极轻极轻，要说你一点儿病也没有，也并非言过其实，虚假之词。不过照我看来，由于病理的某种很大的扩张性，它又和同类的病症有所不同。让我加以详细阐述：病的强度很弱，可又能认为极广。细胞的破坏过程。”在他可怕的叙述里，朱塞佩·科尔特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怪新鲜的名词。“细胞的破坏过程绝对刚刚开始，也许根本就没开始，然而趋向于，我只是说趋向于，同时在机体内四处扩散。单单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你可以在第六层得到更有效的治疗，这儿的治疗方法更加典型，更加认真。”
　　一天，有人告诉他，疗养院的院长同其合作者们作了长时间的磋商后，决定改变现行的划分病的方法，每个病人的级别——这样说吧——下降半度。这样，每一层的病人将按其严重程度分为两大类（完全由各自的医生按绝对内部的比例进行划分），病情较重的一半由院方指定转移到更低的一层。例如，第六层的病人的一半，即病症稍重的，必须搬到第五层去；第七层不那么轻的一半则下到第六层。听到这个消息，朱塞佩·科尔特大喜过望，如此这般，经过大动荡后，他重返第七层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同护士谈起他的这一愿望时，他反而吓出一身冷汗。他确实要作转移，但不是第七层，而是更下一层楼。护士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他稀里糊涂地划分到第六层更严重的一半里头去了，因此他只得屈居第五层了。
　　惊魂稍定后，朱塞佩·科尔特心里涌出一股怒火，大喊大叫起来，痛骂他们的欺骗行为，他压根儿不愿听到向下转移之类的话，否则，他宁愿打起背包一走了之，权利归权利，医院的管理不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无视医务人员的诊断报告。
　　他正吵吵嚷嚷，走进来一位医生，想平息他的怒火。他建议科尔特安静下来，假若他不愿意热度上升的话。医生解释道，他太曲解了医方的意图，至少是部分曲解了。他再次承认第七层是朱塞佩·科尔特的位置，假若回到那里，那确实是得其所哉。不过，就他的状况而言，医生又加上一句，他的看法又略有不同。尽管是私下制度。总而言之，由于病理的各种表现，他的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可能被认为是没有变化的。然而他本人无法解释何以把科尔特阴差阳错地划到第六层较低的一半内。也许是那天早上，院长办公室秘书打电话向他询问朱塞佩·科尔特的详细病情，秘书记错了；也许院领导有意对他的判断略作“加重”处理，虽然他一向被认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但心肠太软，于过仁慈。末了，大夫忠告科尔特千万别心神不定，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向下转移的决定，别滋事生非，胡乱抗议；要紧的是医治疾病，至于在何处安顿是次要的。
　　关于治疗，大夫继而说，朱塞佩·科尔特没有任何可是抱憾的，下面一层的医生理所当然更富有经验，技高一筹；至少在院领导看来，越往下，大夫的医道越高，这几乎成了规律，房间也更舒服，更气派。视野同样开阔，倒是从第三层以下，视线被周围的大概所遮挡。
　　朱塞佩·科尔特晚上发了高烧，听着他合情合理细致入微的辩词，听着听着，身子渐渐感到困乏。末了，他发现他没有力气，甚至根本没有对不正确的转移作进一步反抗的愿望。在没有提其他抗议的情况下，他顺从地被送到楼下一层去了。
　　来到第五层后，朱塞佩·科尔特感到唯一的，尽管少得可怜的宽慰是，他知道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都公认为他是本层里最不严重的病人。总而言之，在这个环境里，他能长时间地被认为是最走运的人。然后，另一方面，一想到现在有两道障碍把他和正常人的世界隔开，心里便格外忧伤凄凉。
　　他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变化。在第五层停留三天后，他的右脚上生出了一片湿疹，没有迹象会在几天的功夫内消失。医生对他说，这一疾病和主要病患绝对不相干；这种不适也能出现在世界上最健康的人身上。为了能在几天之内根治，需要作y射线强烈治疗。
　　“这里没有y射线放疗吗？” 朱塞佩·科尔特问。
　　“当然有，”医生满心高兴地回答：“我们医院里样样齐备。只有一样不如意……”
　　“什么事？”科尔特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是譬如而已，”大夫纠正说，“我只是想说，放疗设备搁在第四层，我劝告您别每天上下楼跑三趟。”
　　“这么说做不了放疗了？”
　　“炎症不消除，您最好下到第四层去。”
　　“算了吧！” 朱塞佩·科尔特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叫嚷起来，“我下得够多了！我宁愿死掉，也不到第四层去！”
　　“正如您相信的，”为了不激怒他，医生温和地说，“可是作为主治医生，我禁止你每天下三次楼。”
　　不妙的是，湿疹非但没有逐渐消失，反而一天天增多。朱塞佩·科尔特坐卧不安，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折腾了整整三天，直到他屈服为止。他自觉自愿地请求医生对他进行放射性治疗，并送他下楼。
　　到了楼下一层，科尔特暗自庆幸，注意到他代表一种特例。第四层的其他病友一个个的的确确病得够重的，连一分钟也离不开床。他真了不起，在护士的赞扬声和啧啧称奇的惊叹声中，从房间步行到放射室。他向新大夫坚持强调他的极特殊状态。一个确实有权留在第七层的病人，却被错误地下放到第四层。湿疹一好，他就要求回到上头去。
　　这一回，他绝对不允许找任何借口，他将合法地呆在第七层。
　　“第七层，第七层！”大夫微笑地喊道，刚刚给他瞧完病，“你们病人总是夸大事实！只有我才是第一个使您应当对您的情况感到高兴的人；据我从诊断书上看到的，您的病情并没发生太大的恶化。但是，这和谈论的第七层——恕我直言——之间还有某种差别！您不是那么令人担忧的病人之一，这我确信无疑，但不管怎么说，您总是个病号呀！”
　　“这么说来，这么说来，” 朱塞佩·科尔特脸色骤变，“您准备把我送到几层去？”
　　“啊，上帝！这可不好说，我只不过看了您一小会儿的病，我要想取得发言权，我至少必须观察您一个星期。”
　　“好吧，”科尔特坚持说，“您总知道个大概吧。”
　　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医生假装沉思片刻，然后点点头，表示同意，慢慢地说：“啊，上帝，瞧，我们正要满足您呢，可是我们终究只能送您到第六层去！是的，是的，”他补充说，好像为了说服他自己似的，“第六层可能很适合。”
　　大夫满以为这样会让病人开心的。然而惊恐的表情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脸上迅速扩散。病人发现上面几层楼的医生都在欺骗他；眼前这位新医生，显然是位更能干，也更诚实的医生，可他心里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送他去第七层，而是第五层，也许低于五层！这种始料未及的失望之情摄住他的心。当晚，他的热度一个劲上升。
　　在第四层楼过一段时间，是朱塞佩·科尔特进入医院以来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间。大夫非常富有同情心，体贴人，热情，他常常几个小时地漫无边际地闲聊。朱塞佩·科尔特也乐意攀谈，极力把话题引到谈论他的律师生涯和见多识广的阅历。他极力说服自己用属于健康人的行列，仍然和事务纷繁的世界联结着，仍对公共事务真心地感兴趣。他努力谈着，却走不出疾病这个圈子。谈话常常又回到病上来。
　　一定要让病情好转的愿意，使朱塞佩·科尔特着了魔似的。如果说射线能稳住皮肤病，使其不继续扩展的话，遗憾的是却不能彻底除根。每天，朱塞佩·科尔特跟医生长时间地谈论这种病。谈话中，他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健康，但是这反倒显得滑稽、忧郁，强打不起精神来。
　　“大夫，请告诉我，”一天，他说，“我的细胞的破坏过程怎么样了？”
　　“嗬，多难听的话！”大夫开玩笑地指责他，“您从哪里学到的这个词。这不好，这不好，尤其对于一位病人。我永远不愿意从您口中听到类似的话。”
　　“那好吧，”科尔特提出异议，“您这么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马上回答您，”大夫热情地说，“细胞的破坏性过程，就拿您可怕的表达方法来说吧，在您的身上，微乎其微。但我还是试图把它确定为顽固性的。”
　　“顽固，您是说时间很长？”
　　“您别拿话套我没说过的话，我只是说它顽固而已。此外，这类病例大都如此。症状即使很轻微，常常也须进行强有力的长时间治疗。”
　　“大夫，请您告诉我，大概需多少时间我才有好转的盼头？”
　　“需要很长时间。对这类情形作预测真够困难的……不过，你听着，”思考了一会儿，大夫接着说，“我看出您真心渴望痊愈……如果不怕让您生气的话，您猜我会向您提出什么建议吗？”
　　“讲吧，讲吧，大夫……”
　　“好吧，我对您挑明问题的实质吧。考虑到这种尽管很轻微的病症的奇特性，要是我，一来到这个也许是最好疗养院，我就会从第一天起，从第一天起，您明白吗，让人把我分配到最低的几层之一去，甚至把我送到……”
　　“送到第一层去吗？”科尔特强作笑颜面提议说。“呃，不，不至于第一层！”医生嘲讽地回答，“这不会的！可是放到第三层或者第二层，是无疑的。在较低的几层里，治疗好得多，这点我向您保证，设备更齐全，功能更强大，医生也更精干。您知道谁是本医院的灵魂吗？”
　　“不是达蒂教授吗？”
　　“对，达蒂教授。正是他发明了这里施行的一整套治疗方法。他是整个设施的设计者。不错，他，导师，这样说吧，他就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在那里施展他的领导才能。可是我向您保证，他的影响超不过第三层；人们说，三层以上，他的命令就不那么灵了，而是各行其是；医院的心脏是在下层，要想得到良好的治疗，需要下到底下去。”
　　“可是，总而言之，” 朱塞佩·科尔特用发抖的声音说，“您是建议我……”
　　“我补充一件事，”医生镇静地说，“我补充说，对您的特殊病情，还得注意除根。我相信，您的小毛病不碍大局，然后有害，时间一长，会抑制您的精神。您知道，要想彻底治愈，保持平静是何等重要。我给您施行放射治疗，只取得一半结果。原因何在？也许纯属偶然，但也可能射线的强度不够大。不错，在第三层的放射设备功率更强，治愈您的湿疹的可能性会更大。然后，您没看见吗？一旦病症有了好转的势头，就算迈出了最困难的一步。当病情开始好转时，就很难倒退。当您真正感到好一些时，那时候任是什么东西也难以阻挡您上升到我们这里，或者甚至上得更高，视您‘好转’的情况，你会上升到第五层，第六层，我敢说甚至第七层……”
　　“可是您相信这会加速治疗吗？”
　　“勿庸置疑。我已经对您讲过，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会这么做的。”
  　　大夫每天都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耳朵里灌输着这类谈话。终于，被湿疹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病人决定遵照医生的建议去做，尽管他打心底不愿下去，但还是转移到楼下去了。
　　在第三层，他很快注意到，无论是在医生，还是护士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愉快情绪，尽管在这儿治疗着更令人担心的病人。他甚至还发现，这种愉快的气氛一天天浓厚。他出于好奇心，在同护士建立起了一点信任关系后，向她问道，大家为何如此快乐？
　　“哎呀，您还蒙在鼓里吗？”护士回道，“三天后我们去度假呀。”
　　“怎么，你们去休假？”
　　“当然。十五天。第三层要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去休假。各楼层轮流休假。”
　　“病人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既然病人相对的少，两个楼层合二为一。”
　　“什么？你们要把第三层和第四层的病人放在一起吗？”
　　“不，不，”护士更正说，“是第三层和第二层，这儿的病人得下到楼下去。”
　　“下到第二层？” 朱塞佩·科尔特惊得面如土色，像死人一般，“这样，我得下到第二层去？”“当然，当然，这有什么稀罕的？十五天后我们回来时，您就回到这个房间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相反，朱塞佩·科尔——一种本能的不祥之感使他警觉起来——害怕得浑身发抖，双腿打颤。可是鉴于不可能阻止医务人员休假，相信用更大的放射线治疗，会是不幸中的万幸——湿疹几乎全消失了——他不敢就新的转移提出正式反对。他对护士们的讽刺态度视而不见，他只希望在他的新房间的门上挂一块牌子，写上“三楼的朱塞佩·科尔特，过渡性暂住。”这一类事在疗养院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可是医生并不表示反对，他们像，像科尔特这样神经质的人，正在火头上，犯不着顶牛，即使是个小小的反对，也会激起严重骚乱的。
　　说到底，是等十五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朱塞佩·科尔特以固执的急切心情开始扳起指头计算天数，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家具，第二层的家具虽不如上几层的家具那么现代化，但尺寸更大，线条更为严肃庄重。他不时竖起耳朵听，好像听到从下面一层——垂死者的一层，“被判死刑者”的一层——传来分明的痛苦挣扎的呻吟。当然，所有这一切令他泄气。最小的平静好像有助于加重病情，热度又要上升，轻度虚弱变成弱不禁风。从窗户里，——现在已是盛夏，窗户几乎总是敞开的——再也看不见鳞次栉比的屋顶，也看不见城市的房子，只有墙壁，围绕着医院的树的绿色。
　　七天后，大约下午两点，护士长带着三名护士，推着一辆装有轱辘的小车闯了进来。“做好了搬房子的准备吗？”护士长问，声音里有一种好意的戏谑。
　　“往哪儿搬？” 朱塞佩·科尔特吃力地问，“这是开的什么玩笑？第三层的医护人员不是不定期得一个星期才回来吗？”
　　“什么第三层？”护士长问，好像根本没听懂似的，“我奉命前来送您到第一层去，瞧！”说着，抖出一张印好的表格让他看，表格正是由达蒂教授签署的，意思是上他转到下一层去。
  　　朱塞佩·科尔特吓得流汗，怒不可遏，不停地大吼大叫起来，怒吼声在整个楼层震响。“别急，别急，行行好，”护士们请求，“楼层里还有身体不好的病人呢。”但是要他平静下来谈何容易。
　　最后，领导本楼层的医生慌忙跑来，他是个极热情又很有教养的人。他询问原因，看了一眼单子，叫科尔特动怒的缘故。然后，怒气冲冲地转身对护士长宣布说，全搞错了，他根本没做出这种安排，好久以来，就存在不能容忍的混乱，他对此一无所知，蒙在鼓里……末了，跟他的从属人员如此这般讲了一通后，语气热情地请求病人务必多多包涵，宽谅其咎。
　　“不过，遗憾的是，”医生接着说，“遗憾的是达蒂教授一小时前刚动身去作一次短期休假，两天后才回来。我绝对抱歉，可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他会第一个对此深表悔恨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竟出了这种鬼岔子！我真弄不清是怎么搞的！”
　　这会儿，一阵令人怜悯的颤栗使朱塞佩·科尔特的身子摇晃起来，自我控制能力不翼而飞。恐惧压倒了他，就像吓唬住一个孩子。他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悲惨的哭声震动了房间。
　　由于这可怕的错误，他来到最后一站，在垂死者这一层里，从病的严重程度上看，照最严肃的医生判断来看，他也有权利被安置在第六层，如果不是第七层的话，事情弄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朱塞佩·科尔特有几次真想放声狂笑。
　　他躺在床上，夏天下午炎热逐渐移到大城市的上空。他从窗户里望着树叶的绿色，有一种置身于非真实世界的印象，这个世界是由消过毒的方砖砌成的荒唐的墙，由死一样冰冷冷的过道，由没有灵魂的白色的人形构成的世界。甚至他的脑子里出现这样的感觉，他通过窗户好似发觉树也不是真实的，当他注意到树叶纹丝不动时，他甚至信服了这个判断。这个念头弄得他忐忑不安，赶紧摇铃叫护士，让送来床上用不着的近视眼镜。只有在这时，才稍觉宽心；戴上近视眼镜后，他才能辨别出那是真正的树，树叶不时被轻柔的风吹动。
　　护士出去了。这是片刻的宁静。六个楼层六堵可怕的墙，由于形式上的错误，整个楼房以不可触摸的重量压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身上，要等多少年，是的，正是必须想到年这个时间计算单位，他才能再次升到那个悬崖的边缘？

为何房间突然昏暗下来呢？要知道现在仍然是下午。朱塞佩·科尔特觉得被一种稀有的麻木感僵死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瞧着床头柜上的钟。三点半钟。他把转向另一边，看到护窗的百叶窗服从神秘的命令，慢慢地垂了下来，阻断了光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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