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的撒哈拉浇灌成爱意无限的巴黎

把生活的撒哈拉浇灌成爱意无限的巴黎
    
    肖毛
    
    【《我是女生，我叫巴黎》（美 爱斯米·科德尔著，伊替译，陕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巴黎是个小女孩，撒哈拉也是。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就请你暂时不要往下看，先去读一读《特别的女生撒哈拉》吧。我打赌，读了它之后，你会喜欢书中的撒哈拉、巴黎等五年级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波迪小姐，而且一定想知道这些学生和波迪小姐的其他趣事，爱斯米·科德尔大约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会在《特别的女生撒哈拉》出版几年之后，为我们写出《我是女生，我叫巴黎》。
    巴黎其实住在芝加哥。巴黎的妈妈梦想去巴黎旅行，却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把巴黎孕育在她的身体里。于是，巴黎被叫做巴黎，代表将会实现的梦想。
    巴黎的爸爸是个鼓手，巴黎的妈妈是家中的歌唱家。巴黎和她的四个哥哥，全都具有父母的音乐细胞。巴黎的四哥叫做迈克尔，经常被女生塔娜佳打伤。男生被女生打伤？这可能吗？当然可能啦。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力气很大的女生，外号叫做“假小子”，特别喜欢打抱不平，常常把班级里最能打仗的男生，揍得哇哇大哭，连老师都替他们感到伤心呢。可是，迈克尔是个规规矩矩的男孩子，从没有欺负过塔娜佳。更加奇怪的是，就在被塔娜佳打伤一只眼睛的时候，迈克尔竟然也不还手——你们班有这样的男生吗？
    迈克尔为什么这样窝囊呢？巴黎实在想不通，总想找机会替哥哥出头，报复塔娜佳。更让她想不通的是，她的私人钢琴老师诺森太太，竟然把迈克尔比做“身穿闪光铠甲的骑士”。世上哪儿有让女生揍得鼻青脸肿的骑士呀？巴黎起初不相信诺森太太对迈克尔的评价，也不太喜欢诺森太太这个人，后来却与她变成了忘年之交。有一次，诺森太太对巴黎讲起巴黎的集中营，又把自己当年佩带的一枚黄色六角星送给她。
    巴黎觉得，这枚“黄星”说明，诺森太太曾经“在一个帮派里做间谍”，就骄傲地把它“别在外套上”，去学校里向同学显摆，七年级的老师艾森伯格太太和撒哈拉却不赞成她的做法。同学们觉得这种“黄星”很酷，也开始纷纷佩带。波迪小姐看到“黄星”之后，“笑容突然凝固了起来”……
    要是我的小学老师遇到这种事情，恐怕会闷闷不乐，甚至用教鞭或者拳头接触学生的身体吧。我念五年级的时候，曾经亲眼看见语文老师使劲地用皮鞋触动一个男生的身体，又用右手反复去碰他的脸部，就因为他在背地里说了几声语文老师的外号。我念高中的时候，有几个男生，因为在学校走廊里放鞭炮，被数学老师关在办公室里面，不但要痛哭流涕地口头“忏悔”，还要亲自创作催人泪下的“悔过书”——有的男生甚至把语文课本里的一句古文抄了进去：“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后来又差点儿被学校勒令退学，因为数学老师说他们全都是“臭流氓”，甚至连物理老师也赞同她的意见呢。可是，高中或大学毕业之后，那些曾经卷入“鞭炮事件”的男生，要么做了工人或企业家，要么做了中学老师或公务员，而按照中国的传统，他们似乎应该被称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臭流氓”，尽管他们燃放过令自己“痛何如哉”的鞭炮。
    令我羡慕（或许也包括你）的是，巴黎的老师是从不体罚和挖苦学生的波迪小姐。她并没有责怪巴黎，而是让她去“写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了解“纳粹、犹太人以及那些星星到底是什么意思”。
    假如有个中国小学生，从爷爷的旧物里翻出一个“红卫兵袖标”，觉得它很漂亮，就戴着它走进学校，老师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象波迪小姐那样，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书籍呢？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没有任何老师建议我去做这种事情。我念四五年级的时候，在家里看到一本小册子，里面印着对于“叛徒、工贼刘少奇”的批评材料，此外还印着许多黑白照片呢。我问父母那是什么书，他们只是告诉我，它是单位下发的学习材料，小孩子看不懂，也不应该去看。当时我已经在偷看繁体版的120回本《水浒》（尽管会遇到生字和不懂的地方），对于这种纯白话文，读起来更不费力，就悄悄地阅读起来。然后，我困惑地想，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坏呢？直到长大以后，阅读了有关那段历史的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黑白颠倒。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那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对它缺乏了解的小学生，恐怕不会这么想吧。就连有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居然也会这样说：“我真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多么可怕的希望呀——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去网上检索一下就会知道，你只需要打入“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总之，巴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去翻看那段可怕的历史（假如不知道的话，你应该去网上查查看，检索的关键字是“希特勒 犹太人”），从此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集中营和被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仿佛看了一遍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揪心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或者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尽管“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但她终于明白，只要“记住人们可以变得多么坏”，就可以“提醒我们要尽力变得有多么好”。巴黎把她的读书心得写在班级的“超级读者俱乐部特刊”上，得到了波迪小姐的赞赏。就这样，在波迪小姐的帮助下，巴黎明白了“包容”的意义，准备与塔娜佳和好，又与迈克尔去礼堂表演弹琴和唱歌……一切似乎都在变得令人高兴，结局却是那么意外，让你哭、让你笑，也让你思考。
    我不知道《我是女生，我叫巴黎》是不是还会有续集，但书中的学生们肯定会继续长大，就象你我一样。我相信，不管他们以后做什么工作，都会懂得爱和宽容，因为他们有着波迪小姐那样的好老师。
    几天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转载自《华商报》的文章，题目是《多死老人解决人口老龄化》——我希望它仅仅是幽默小品，可现在是七月份，愚人节早就过去了。文章中说，陕西某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数学作业题中，有三个根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10％”提出的问题，一是“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多少？”二是“你发现了什么问题？”三是“你认为用什么办法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11岁的五年级学生丹丹（化名），轻松地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又在爷爷奶奶的提示下答出了第二个（“中国面临老龄化问题”），接着答出了第三个：“让部分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死亡，或者让人们多生孩子。”然后，她好心地补充说：“就来一场瘟疫吧，老年人抵抗力差，会‘自然’降低老龄人口。”
    如果从数学的角度来看，丹丹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并没有错误；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丹丹的这个回答，恐怕就连希特勒看了都会吃惊吧。可是，我们不能责怪丹丹。假如丹丹是巴黎（有趣的是，这两个女孩都是11岁），假如她听到诺森太太回忆大屠杀的历史，又有波迪小姐那样的老师，她也会懂得，无论小孩子、爷爷、奶奶，还是蹦蹦跳跳的小麻雀，都有着同样宝贵的生命。
    其实，如果在念书时能够受到好老师的感化，希特勒在日后或许并不会变成恶魔。在希特勒念中学时，他的法文老师爱德华·休麦认为，这个学生有天资，但缺乏自制力，脾气暴躁。希特勒却把爱德华·休麦看作“天生的白痴”，只是崇拜他的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因为此人是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使希特勒“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我们当然不能把希特勒日后的恶行完全归罪于他的历史老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是，假如没有这种人的煽风点火，在年轻时酷爱绘画和建筑的希特勒，也许就不会成坏家伙吧。
    现在你一定相信，好的老师就象爱的雨露，在他们的帮助下，你能够把生活的撒哈拉沙漠，浇灌成爱意无限的巴黎，又能够把自己变成“演奏和平的乐器”。在和平之声的伴奏下，我们自应该用生命去唱一首被唱了无数遍的老歌，也就是查尔斯·金斯利在《水孩子》里唱过的“爱、爱、爱，你让世界转动”——我相信，它将被永远传唱下去，只要人间有爱。
    所以说，不管你是女生还是男生，我都祝愿你能够象巴黎一样，在学校里遇到波迪小姐这样的老师，在生活中遇到诺森太太这样聪明善良的“过来人”，学会在心里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待生活。假如这样的话，就算碰上了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你的眼前仍然有光，你的心里仍然有爱，而爱终将帮助你实现梦想，不管你的梦想叫做巴黎、纽约还是香格里拉。
    
    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肖毛写于哈尔滨看云居，日全食开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