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儿童，解放成人，解放文学：对教育主义儿童观的反思

解放儿童，解放成人，解放文学——对教育主义儿童观的反思 “自儿童文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阻碍真正的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的功利主义儿童文学。这种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与承认并推崇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永恒人生价值的儿童观相反，是一种成人本位的儿童观。”[1]自上个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受动性启蒙以来，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文以载道”的文学品格像影子一样，长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母体之中。尽管“五四”时期周作人等学者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批判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儿童文学。但是，从叶圣陶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开始，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一直就被悬置到了一个理论的位置，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重实际而黜玄想，以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的基因……使诞生后的中国儿童文学长期摆脱不了实用主义、教训注意纠缠附体的窘况。”[2]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教育观念而已。例如，“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依然存在着实用主义、教训主义的倾向。”[3]不同的是，说教把侧重点放在了伦理道德观念上。而进入新时期，虽然伦理道德的教训意味，基本消失，但是偏重科学与知识的使用主义又在伦理道德被抛弃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抬起头来。[4]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不同，成人文学是成人为成人创作，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创作。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宿命般的隔阂。而消减这个隔阂的唯一武器就是作为创作者的成人所具有的儿童精神和对儿童世界的把握。更进一步说，成人的儿童观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品中这种成人与儿童之间错位的大小。由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很大程度上需要成人来承担，儿童的生命现实中也的确需要成人的引导与支撑，于是，在许多甚至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中，成人形象都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文本中没有出现成人的形象，通过我们的阅读感受也可以发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之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成人。他有时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出现，有时借助故事中的形象出现，有时又像一个影子，若隐若现的飘忽在作品的天空之上。鉴于中国儿童文学“教育儿童的文学”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儿童文学的教育功利目的。考察、分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成人形象也许能够为“教育儿童的文学”提供一个新的反驳视角。
一．作品呈现的“距离感”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中国80年代以前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的儿童往往处于一种被迫成长的状态。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一部作品或一个故事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距离感——作品中的儿童被孤立了。他们强行被大人们放在了一个聚光灯下，聚光灯中的舞台就是故事，而儿童自己站在灯光中，有时很无措，有时很无辜，有时很害怕，但却无可奈何；家长们呢，则选择了站在远离聚光灯的观众席上。当孩子们终于忘却舞台，忘记了聚光灯带来的无措、害怕而顺着自己的天性去游戏的时候，原本沉默的观众，立刻摆出一副大人的样子把某些指责强加给他们。于是，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作为引导者的大人们在自己的孩子需要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冷漠，而当孩子们终于适应了“舞台”而忘我的游戏、玩耍之时，大人们又在一个孩子们不需要他们的时候表现出了奇怪的苛刻与不可理喻。两个主体之间始终不变的是距离。爱与亲情在距离中被淡化，甚至成了一种做作。成人把自己作为了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孩子在一种被审视、被“欺压”的氛围中，最终走上成人口中的“乖顺”（即对成人价值观认同）。作品的结尾带给我们深深的惆怅，不知是该为了作者叹息，还是该为了“乖顺”的孩子悲哀。但是，在众多的疑惑与感触之中，有一种认知是确定的，那就是束缚。教育目的支撑下的作品，处处充满着束缚的绳索。这绳索既是用来对付儿童的，也不能否认它们对于成人的威胁与压抑，更不能忽视它对于文学的种种伤害。
二．样本分析《小松鼠》和《三只骄傲的小猫》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作品。它们分别创作于40年代和50年代，正是教育主义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年代。作品的出发点是教育儿童改正缺点。在作品中作为成人的父母承担了教育的任务，指出小松鼠和小猫们的缺点，并教育它们做个好孩子和爱劳动的人。但是，承担教育角色的成人在《小松鼠》和《三只小猫》两个故事中又表现出成人的不可理喻和对孩子夸张的指责。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以完美的教育者自居的成人，在指责所谓不完美的儿童的同时，个人身上的缺点反而更加明显。在否定儿童行为的过程中，自己身上涌现出自己所否定的言行。而且这种言行丝毫不比儿童的弱。于是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以及它所连接着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在一个教育的意图下被紧紧束缚。作者在儿童天性与成人价值观之间摇摆，纠缠，成人在教育他者之时掩饰不住自惭形秽，儿童在阅读作品之时充满了不安与恐惧。文学所要构筑的人性世界与交流空间充满了疑虑与束缚，童话所要呈现的殿堂轰然倒塌。下面以严文井40年代创作的《小松鼠》为例来具体分析。
《小松鼠》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只小松鼠，很调皮（调皮只因为它拔了爸爸种的三棵大白菜），爸爸不喜欢它，妈妈却认为它一定会变好。在玩耍的途中救了落水的小鸡，却被老母鸡认为是推小鸡落水的罪魁祸首而啄光了小松鼠全身的毛。小松鼠变成了一只难看的松鼠，它因为难看遭受了猴子的迁怒，小孩子的妈妈的追赶，当他帮助工人劳动的时候，也被工人“拾起石头”“打着了两只前腿”。后来，老母鸡因为知道了真相而给它道歉，并送给了它一身美丽的毛，工人和孩子的妈妈因为他“变得好看了”而和他亲近。他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了穷老太太受到了表扬。
这个故事作者意在教育孩子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可是当我读完这个故事，我没有发现这个被爸爸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坏孩子到底坏在哪里，他需要改正什么。而是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除去松鼠妈妈和穷老太太作为一个温情的母性形象出现，并被一笔带过外，小松鼠在自己“历险”（发现缺点）的过程中，遭遇了老母鸡、小孩妈妈、猴子和工人。我认为故事里小松鼠的一天不是从一个坏孩子成长为一个好孩子的一天，而是一个噩梦。作为成人形象代言人的爸爸、妈妈、老母鸡、小孩妈妈、工人和穷老太太，尤其是中间三个形象的设置，本来是让小松鼠自己在实际的生活经历中认识到自己坏孩子“坏”的地方，并通过具体的实践体会助人为乐的道理的。但在作品的演进过程中，他们这些教育者、引导者，却成了一个个不可理喻、残忍、以外表的美丑衡量是非善恶的人。文中没有任何事件说明小松鼠是个坏孩子，但是他却在大部分时间里被扣着“坏孩子”的帽子。因为它调皮，拔掉了爸爸种的三棵大白菜，作为成人的爸爸态度便是“非常生气”“要拧他的耳朵”。小松鼠吓得“哭了好久”。我非常吃惊，在松鼠爸爸的心中，三棵大白菜竟然如此重要。在自己的孩子哭了这么久之后，爸爸竟然余怒未消，还对松鼠妈妈说“他太坏了，他完全是一个坏孩子”。作为父爱形象的爸爸，是不是不讲道理、任性、固执而且残忍呢？他对孩子的惩罚严厉的可怕，读到这里，我的眼前浮动出面目狰狞，要打孩子的父亲形象。这样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抓住孩子的一点调皮或根本就是无心的行为，不是告诉他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指出问题的所在，循循善诱而是一言不发的首先以暴力来解决，暴力不成又以言语给孩子定性。这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吗？妈妈呢？简单来看，她比松鼠爸爸好多了，起码她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小松鼠在下面的行为中也始终把妈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可是如果我们来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掩盖在温情下面的一个可怕事实——松鼠妈妈“他一定会变好”的这个结论有一个已经预设的前提，就是，妈妈也认为小松鼠拔掉三棵白菜这一行为是“坏”的。松鼠爸爸和妈妈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和教育者，却都没有告诉小松鼠为什么这个行为是“坏”的，而且在内心都因为这个行为否定了小松鼠的善良一面。似乎“人性本恶”或者“原罪”的思想在松鼠父母这里更讲的通。我不禁同情起小松鼠来，在一次没有任何意图和恶意的行为中，它的“人”品就被自己有着深刻血缘关系的父母否定了，他同时被妈妈和爸爸两个人所抛弃，尽管一个暴力，一个温和，但在内心立场上两者是一致的。处于教育立场的父母一下子把一个对他们的怒气无措、迷惑而害怕的孩子推到了聚光灯下孤独的舞台上。在这里没有温情，没有怀抱，只有舞台之下的审视和距离。在这样的情形下，单纯而无措的小松鼠把妈妈“他一定会变好”的不彻底的信任当成了“救命的稻草”。也许这唯一的淡弱的烛光成了他心里自我安慰的唯一理由，也成了他向善的唯一希望。

老母鸡、小孩妈妈和工人在故事中是以一个生活实际经历需要而设置的。他们在小松鼠成长，认识道理的过程中，也是发挥着教育者的作用，而且相对于松鼠的父母，他们是更加真实的生活的代言人。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生活中，这些教育者们仍然有一副可怕的面孔。小松鼠是一个善良的，会毫不犹豫的帮助他人的好孩子。当他遇到落水的小鸡的时候，他想到妈妈对他的期望和信任，顺着自己的本能心态去救起了小鸡。他帮助工人，没有任何的理由，在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要去帮助别人，在倍受委屈的情况下，他也顺着自己的本意去做了。而预设的教育者们做了些什么呢？老母鸡以成人的目光先入为主的断定小松鼠就是让自己孩子落水的罪魁祸首，并不问青红皂白，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百般惩罚。小孩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哭，想都不想拿起木棍追赶小松鼠。受到小松鼠默默帮助的工人对小松鼠也是不问先打，而且打的毫不留情——“马上拾起一块石头仍去，一下打着了小松鼠的两只前腿。”具有优越感的成人们，保持着教育姿态的成人们，在作品设定的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暴力、不讲理、不知感恩、自私……而作为一个弱小的孩子，小松鼠在这样一个历险的过程中，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过街老鼠”，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就知道了吗？他是一个坏孩子啊，坏孩子当然应该人人喊打啊。多么合理的逻辑啊。

当我读到这里，我以为自己可能会错了整个故事的意图——是不是这故事中的成人们是用来讽刺我们成人的呢？作者是不是在反讽？心中存着一丝侥幸，我继续阅读了故事的下半部分，并且查阅了相关的说明文章，还让周围的朋友们来感受。结果令人寒心。我没有理解错这个故事的意图。因为下半部分故事，出现了这些成人们对自己行为的道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接下来的故事展开能让作为成人读者的我找到一点成人不用惭愧的地方了吧？却发现，有时候道歉也可以是一种自认为高尚的虚设。

故事接下来，老母鸡真心地寻找小松鼠，为自己的过错道歉并送上了美丽的毛。可是因为小松鼠“变得美丽了”而温情相待的小孩妈妈和工人，又让我在为成人燃起希望之时，心生惭愧。在成年人这里，外表的美丽竟然成了是非善恶的标尺。全文中，小松鼠在不停地流泪，不断地被打。大人们出于世俗的眼光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似乎像宗教一样，告诉他，从出生那天起他就是罪恶的。我在怀疑，是不是在现实生活的摸爬滚打当中，我们成年人已经看破了善，对毫无理由的帮助失去了希望和信心，于是一个陌生人的出现，第一反映就是“这是个坏人”呢？道歉成了挽救这种黑暗心灵的钥匙。也许在成年人的目光中自己做为一个大人向一个孩子去道歉是一种屈尊和高尚的行为，一个道歉然后给个礼物就完事了。我们是不是太简单了呢。儿童和成人一样有一颗敏感的心灵，也会受伤。就像给一块木板砸一个钉子，即使钉子从木板里拔出来，那个钉子造成的伤口也依然存在。孩子精神上的伤口怎能因为一句深具优越感的道歉所愈合呢？秋田雨雀说“一种观点是成人把成人的世界看成是完善的东西，而要把儿童领入这个世界；另一种观点是，意识到自己和生活的不完善和不能满足，而不想让下一代人重蹈覆辙。”“从前一种观点出发，便产生了强制和冷酷；从后一种观点出发，便产生了解放和爱。”成人们变的如此冷酷，对待儿童如此无情，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前一种儿童观。而前一种儿童观正是成人本位的儿童观，在成人本位观照下，在成人的教育目的支配下，作为教育者的成人沦落了，儿童被推倒被迫成长，被迫认同成人价值观的立场上。在成人的“暴力”之中，作为弱者的儿童除了归顺别无选择。因为一次次的反抗带来的是一次次新的暴力。在这种“暴力”之中，儿童受到伤害，成人本身被自己的“暴力”质疑和讽刺，而文学的审美特质在“暴力”中销声匿迹。

三．被束缚的两端哲理与诗情相结合是严文井童话创作的独特风格。而从他众多的随笔与谈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非常注重作品的审美化、象征性和哲理意蕴。例如《四季的风》充满了诗意的美，《“下次开船”港》里直肠蛇吞吃青蛙的描写可爱而有趣，即使在五十年代教育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严文井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作者对儿童思维和儿童精神的熟悉。他喜欢把教育的意图放在一个有趣的故事中来展开，而不是赤裸裸的剖析概念和哲理。虽然《小松鼠》和《三只小猫》这样的作品，以教育为目的，但是其中对于儿童的心理和儿童情趣的描述上，我们仍然能看出作者流露出的对于儿童天性的肯定和喜爱。对于儿童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可以感到那个潜在的作者在这一刻放下了教训的包袱，成人的影子在淡去。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理智与情感的问题？这种全文以教育为目的，但是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儿童天性持赞赏目光的现象在陈伯吹、张天翼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笔下似乎成了一个矛盾性的存在。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教育主义、功利主义的儿童文学束缚的不仅仅是儿童，成人也是一个受害者？“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作家的“自我表现”，儿童文学也是成人作家进行自我表现的文学。”[5] “文学是对人类的心灵进行关怀和抚慰的，它在本质上是给人类的精神生命以解放和爱，而决不是什么“规范”、“框范”。”对于用儿童文学来进行自我表现的作家（例如：张天翼、严文井等）来说，他们在用文学“规范”“框范”儿童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时刻与自己内心萌发的对于儿童天性的赞美之情对抗呢？当他们在表现儿童生活状态的过程中酣畅淋漓的时候，传统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的教育理智是不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太过忘情呢？“当作家点燃手里的儿童文学火炬的时候，绝不是只照亮了儿童，自身却仍处黑暗之中，事实上，儿童将要得到的一切，儿童文学作家也都需要而且将首先得到。”[6]那么，在这种像《小松鼠》一样，以教育为目的的童话当中，儿童们在小松鼠的身上得到了什么？儿童文学作家在教育小松鼠的同时又得到了什么？似乎有一种双向的煎熬在控制着文学作品两头的主体——作者和读者。一个“教育”困住了两端，也困住了文学的空间与视野，变教育为解放则解开了两端，放飞了文学。将煎熬变为双向的交流和理解，将窒息和冷漠转换成自由和爱，文学也就获得更为自由的生命。为什么不呢？解放儿童也就解放了成人自己，也是解放了文学本身，何乐而不为？

四．与儿童“共感”儿童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两只眼睛，一只是成人的眼睛，一只是儿童的眼睛，当作为成人的创作者透过成人的眼睛去看，就生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批评的目光，而当成人作者透过儿童的眼睛去看，就生成了平等的心灵和宽容的精神，以及开阔的世界。前者生成了成人本位的儿童文学，后者造就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因为成人本位，所以作品中的儿童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孤独而无措的接受观众们的审视；因为儿童本位，作品中的儿童不再孤单，因为聚光灯下有成人的怀抱和鼓励。成人本位，因为成人自己选择了作为一个审视者，而使成人们变的凶神恶煞；儿童本位因为与孩子一起携手共进，而成人自身不断完善，不断完美；成人本位因为审视任务而无暇自省；儿童本位因为同在聚光灯下，而看到了不足和理解。于是在成人本位，教育主义支撑下的作品中，站在黑暗的观众席上，采取审视姿态的成人反而在自以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更加完全的暴露了自己作为成人的不足，更加显现了儿童作为儿童的可贵。审视、教育他人的过程中，照出了自己的更加需要教育。而在儿童本位的作品中，同在聚光灯下的儿童和成人，互相审视，在人性的关照下，彼此平等，两者在“人”的共性中实现了终极理解与支持，宽容与爱，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和教育。

寺村辉夫在《我的童话创作笔记》一书中阐述他的童话创作思想时指出了童话作家与儿童的关系：“童话必须追求的正是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挖掘从中产生的价值观，和儿童一起去思考、解决、共鸣和感动。这就是童话的世界。童话作家不是把儿童教导、引入成人世界的指导者。童话作家必须是一边与儿童共感，一边与儿童反抗体制的共案犯。”[7]作为成人的作家没有必要再把自己束缚在“父为子纲”和“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观念之中，以“严父”的形象和心理写作，而应释放自己的生命和激情，摆脱教育目的之下居高临下的心态，以平等的、儿童的心性去走进儿童的世界，与儿童“共感”，与儿童共谋，做个“与儿童反抗体制的共案犯”，解放儿童，解放自己，解放表现自我的文学。

参考文献1.《日本儿童文学论》朱自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第1版
2.《儿童文学的本质》朱自强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 第1版

3.《严文井选集》 严文井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 第1版

4.《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 张永健主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年12月 第1版

5.《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朱自强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年12月 第1版

6．《严文井研究专集》胡汉祥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4年4月第1版
[hr][1]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88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2]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90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3]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91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4]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91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5]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319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6] 朱自强 著《儿童文学的本质》 319页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1版

[7] 朱自强 著 《日本儿童文学论》217页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