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发展规律》
在人类精神漫游的旅行图上，儿童文学是一个久未标出的文学方位。就世界范围而言，它真正意义的诞生并走向自觉的历程是在18世纪初，而在中国则已是20世纪的事了。勿庸讳言，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儿童文学的历史是短暂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发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也是坎坷不平的。然而当我们从一个更宏大的精神文化背景来考察这一文学历程时，深切感到：对儿童、对未来的关注和重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极其宝贵的精神觉醒。儿童文学的历程，是人类文明史的生动剪影。
今天，我们对儿童文学的历史进行审视、辨析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
一、儿童文学的自觉是儿童被发现的结果
有了人类，就有了儿童。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曾有二千多年没有发现儿童，没有把儿童当成区别于成人的、有独特心理特点、有精神个性的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看待。在西方奴隶社会的许多世纪，人们认为儿童存在的重要不在于他们自己，而在于“终极的目标”：男孩——潜在的战士；女孩——生育未来战士的工具。进入封建社会，儿童也始终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以中国为例，依附于封建传统文化的儿童观，使中国历代儿童的精神境遇和命运更为不幸。正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根基：家庭宗法血亲传统。在这个观念影响下，婚姻、生育成为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所以“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被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也是自己人生移交的对象，和接祖宗‘香火’的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手”，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将来能从事生产的男性小孩就是父母年老的保险费。这一切，似乎说明儿童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地位不低。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地位不是建立在对儿童精神特点和独立人格的理解和重视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重视”反成为对儿童自然天性、生命活力的一种窒息、摧残和扼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稳定性，造成了传统儿童观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一直属于不可移位的正统地位，同时也造成了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不自觉不发达的严重局面。
社会没有发现儿童，当然也就没有精神、文化上的特殊需要，儿童文学的产生也就势必不能。
直到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了他的《世界图解》，人们才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认识；儿童并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预备，为他们创造的读物应遵循一些区别成人读物的特殊规律。夸美纽斯这部教科书的出现连同这一个崭新的观点，标志着人类对儿童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转折——儿童开始被当作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
18世纪后半期，英法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卢梭在他的《爱弥尔》这部经典性作品中，第一次喊出了“要尊重儿童！”这是科学的儿童观形成的一座丰碑。也就在卢梭的年代里，中产阶级逐步兴起，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运动开始高涨，儿童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确认。有关儿童的许多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其中包括美育问题，即如何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于是以文学为内容、儿童为读者对象的特殊产品——儿童读物出现了，世界儿童文学历史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在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使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开始动摇崩溃，一大批现代文学的拓荒者意识到：虐杀儿童、禁锢儿童文学发展的封建“习惯制度”必须彻底批判，要大力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创造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就在这样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儿童文学开始诞生起步，走上自觉的历程。
冲破长期禁锢儿童精神的枷锁、建立现代儿童观，儿童文学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历史表明：儿童文学的自觉，归根结底是儿童自身被发现的结果。
二、教育观的变革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儿童观的变更为儿童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基点，而教育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和教育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更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保证。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不仅没有教育儿童的专门机构，连文学艺术都还处于极端原始阶段，先民们主要依靠代代相承的实践性，向下一代传授生产活动经验。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儿童从社会公有变成了家庭成员，但那时仍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儿童实施教育。随着奴隶制的建立，有了阶级教育的萌芽。在封建社会出现了学校教育，接受教育的儿童仅限于少数特权阶级的子女，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学校开设的课程如文法、修辞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内容。奇怪的是，儿童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很早，为什么儿童文学发展很迟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以“教化”为特点，不是以理解、承认、尊重儿童的心理特征、精神个性和独立人格为出发点的，相反是以牺牲儿童的独立人格作为代价的，所有用来“家教”“家规”的内容，全都是封建伦理那一套三纲五常和“诗书礼易”等儒家经典。
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对“人的重新发现”，个人意识张扬，儿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8、19世纪资本主义在英、法两国获得巨大发展，特别是18世纪全欧性的启蒙运动中，对儿童的培养与教育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中心，人们要求把年幼一代培养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分子，由此导致了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的勃兴，对儿童年龄特征、审美特点开始了认识。人们意识到儿童读物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于是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中一个独特领域，出现长足进步。此时，展示儿童生活的童年题材读物逐渐摆脱成人文学的附庸地位而独树一帜，作品也取材于儿童，有较强的故事性，表达上注意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等，体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到了19世纪，科学战胜神学，文学自身有了重大突破，世界儿童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回顾儿童文学这段艰难的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教育观的变革，民主教育思想的普及，给儿童文学插上飞翔的翅膀。
在中国，从辛亥到“五四”，正是教育界的深刻革命时期。随着新观念的不断萌芽、生长、传播、发展，新的儿童观通过教育通道的传递、输送、转化，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首先是对发展儿童个性的重视，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其次是美育观念的确立。教育观念的这种变化使教育界人士越来越感觉到传统教育的保守、沉闷与落后，越来越要求冲破传统教育束缚，寻求新的可能的教育空间。很自然，儿童的课外读物成了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价值便也为人们所关注了。伴随教育观念的变革，学校教育的具体改革也随之展开，最具意义的是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的普遍采用和小学课本采用各类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从此全面进入儿童的阅读视野。
从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中可清晰地看到，是儿童观的确立，推动教育观的变革；是教育观的更新，使儿童文学在跨进新世纪门槛的瞬间，鼓满双翼开始腾飞起来。
三、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与儿童文学相因相生
综观一部儿童文学发生、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始终与其相因相生，相左相右。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为例，40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史上出现了两个黄金时代，并呈马鞍型发展，这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发展的轨迹完全吻合。5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新中国刚建立，充满蓬勃生机，政治处于上升时期，经济处于发展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关心儿童健康成长成为全社会的风尚。儿童文学作家处在崭新的环境中，感受着新思想、新事物、新人新景，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事创造性劳动。他们努力以最好的艺术形式、最新的艺术构思、最丰富的艺术形象来创作自己献给孩子们的艺术品，于是儿童文学界出现了百花争艳的春天景象。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又有一个经济迅速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儿童文学作家突破了创作方法的“样板化”和单一化的格局，进行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主题和题材的思路大大拓展了，不仅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焕发了青春，而且向西方现代派文学大胆借鉴表现手法，同时在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从而创作出许多受欢迎有影响的优秀之作。儿童文学呈现一派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
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关心儿童的社会大环境。
四、国家民族独特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造就儿童文学不同的美学风貌
整个世界儿童文学是“一个拥有主权和法规的独立大国”，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受不同文化背景影响，其发生、发展的轨迹不同，儿童文学呈现的美学风貌也不同。
比较中西方儿童文学，可以清楚看到中西方儿童文学不同的生命轨迹和美学风貌。如中国的儿童文学更多地负有阶级教育使命，十分注重对儿童进行精神教化的功能，即通过道德评价主题传递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递本民族的人格理想，这实非儿童文学的发明，而是源自我们民族延续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从《诗经》时代起，历代文人无不围绕文学的功能发表各种议论，诸如“兴、观、群、怨”（孔子）、“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司马迁）、“文以明道”（柳宗元）等观点，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载道传统。在此传统引导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树人使命自然与生俱来，教化成为基本功能。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的“儿童文学尤能于不知之间，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是使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儿童文学管见》），乃至60年代的“教育儿童的文学”和80年代“重塑民族性格”等观点的变迁，无不是中国儿童文学内在的“树人”使命感和鲜明的教化动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变奏。
西方儿童文学的内在动力则更多地来自于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发现”并肯定了儿童的独立人格，肯定了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价值；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们又进一步将返朴归真的愿望转向儿童文学，作为未经雕琢的自然本身，纯洁天真的童年成为美的对象受到膜拜和讴歌。因此，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中，儿童对文学的内在需要得到了普通的重视，对儿童的挚爱及使之快乐的动机，调动起作家们全部幽默和想象的才智，并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童真的气息。西方的儿童文学虽然始终经历着说教与娱乐两种力量的矛盾交织，但是在黄金时代，占上风的显然是那些“目的是娱乐而非自我改造，是感情的抒发而非灌输知识”的作品。标榜“快乐”的原则和返朴归真的内在动机，正是西方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意向上的迥异之处。
据此，中西儿童文学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标准突出地集中于一点，即“和谐”与“平衡”的观念——教育与审美的平衡、一般规范与创作个性的平衡、现实生活与幻想的平衡、平易与怪诞的平衡……且基本偏重前者；而西方儿童文学的审美准则，表现为希腊神话式的崇尚自然、赞美生命、歌颂冒险、肯定人生欢娱感，和富于幻想、感情奔放、异彩纷呈的美学风貌。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中西方文学、文化的交流、借鉴、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在许多方面会发生变化。
五、儿童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儿童文学一直不同程度地接受着外国儿童文学观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较多地受西方及日本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逐渐加强。前者形成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论”，后者形成了“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文学观念。正因为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自己民族独特个性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理性的个性的儿童文学观，所以，中国的儿童文学一直缺少独立的文化品位，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儿童文学界很少审视现实的变革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更少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由于受到上述儿童观的影响、制约，强调儿童文学作品的通俗浅显，对生活的开掘层次浅，使作品作缺乏生活的深度。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急剧嬗变，文学观念也起了变化，人们更新文学观，不断地借鉴世界儿童文学，并批判地吸收其营养，加之成人文学的影响，使得儿童文学具有了当代意识。它改变了过去把儿童文学当作人工净化了的花朵文学的看法，认识到儿童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们不可能孤立于整个人类生活之外，因此在儿童文学中，不能回避生活的矛盾，只是把生活端在儿童面前时应从儿童心理健康出发对生活慎加选择。儿童文学要讲究生活深度的开掘，同时也要追求儿童文学的美学质量。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儿童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过去儿童文学将目光集中于教育功能，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应有的较大的生活容量和深刻的艺术底蕴，使多数作品美学品位不高。从上述简单的回顾和挑开历史的面纱重新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文学观显然也是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制动闸。
历史其实已经昭示我们制约儿童文学从新生走向发展、走向繁荣的方方面面的内外因素，只是新的历史时期会有新的内涵，形成新的推动力或阻力。但穿过历史展望未来，儿童文学应该会有一个更辉煌的前景。
《中国儿童文学》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文学一脉支流的儿童文学，其历史也是久远的。
一、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
和成人文学一样，儿童文学其原始雏型也是孕育于民间口头创作之中。神话、传说是最原始的人民口头创作形式，它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精神产物。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它为我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也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神话、传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带幻想成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这些故事和童话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奇幻绚丽、妙趣无穷，对儿童有巨大的吸引力。寓言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口头艺术形式。先秦寓言大部分保存在部分史籍和先秦诸子专著中，如《陷井之蛙》（庄子《秋水》）、《揠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买椟还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等。歌谣也是一种极古老的人民口头创作形式，尤其是歌谣、童谣、谜语等，在那不但没有书面创作甚至连文字还没有出现的遥远时代，它们以便于记忆、便于口口相授的优越性，成了少年儿童的主要精神食粮。以上这些具有民间印记的、为孩子们喜闻乐道的多种体裁作品，对儿童文学萌发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民间口头文学不仅是儿童文学的摇篮，而且在儿童文学独立成分支之后，仍然不断为之输送多种滋养，二者的血缘关系是天然的、永恒的。受民间文学的直接、间接影响，许多古代小说都蕴藏着一定的儿童文学因素。轶事小说《世说新语》中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等都颇似儿童故事。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等皆存在具有儿童文学成分的章节。《聊斋志异》、《西游记》尤为突出。在古代诗歌里，有些诗作也颇似儿童诗。唐代骆宾王的《咏鹅》，简捷、形象地刻画了鹅的状貌、动作和习性，语言浅显、声色并茂，既能使孩子懂，又能使孩子爱，对培养他们的观察力、语言表达力都有作用。在历代塾师所用的课本等启蒙读物中亦存在一定的儿童文学因素，就连向儿童介绍封建道德以及社会与自然知识的《三字经》中，也含有一些传说、故事的片断。如孟母择邻、孔融让梨等；《幼学琼林》中不仅有传说的片断，还有些不尽完整的神话、童话和寓言。封建儿童读物中，成书于宋代的《神童诗》和《千家诗》等的文学意味更为浓重。做为中国儿童文学萌发的种种初级形态，也或明或隐地形成了有助于后来新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艺术传统，它们与民间口头文学一道，既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多种艺术形式，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清代末年，萌发状态中的儿童文学逐渐出现了自成一宗的趋向。
这一历史时期，儿童诗、小说、童话、寓言、儿童戏剧等作品逐渐走向了小读者。其中，儿童诗、儿童小说最为有影响。前者，如梁启超的《爱国歌》、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学生相和歌》和张敬夫的《警醒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杨度的《中国歌》、《杨子江歌》等等，都很有意义，很受儿童欢迎；儿童小说的影响亦较广泛，与儿童诗不同的是，纯系创作的很少，绝大多数是翻译，或带有创作成分的译述、改写外域或古代的作品，尤其以前者最为普遍。
辛亥革命后，既注意儿童文学创作，又注意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等著作中，对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和儿童诗、儿童小说、学校剧等在儿童教育中的意义，及基些创作要领都进行了论述。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维新派改良主义充分肯定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第一个提出“儿童文学”的命题，他从儿童精神需要出发，提出儿童只能是儿童本位的主张。周作人强调只有将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具有与成人同样的人格，才能真正理解“儿童的世界”，他的以此为立论根据的一系列论文，如《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研究》等，为草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可见，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有别于成人文学的独特艺术样式，是在晚清时期萌芽、在“五四”运动中从我国新文学园地上破土成长的。
从儿童文学本身的发展状况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可以划分三个时期。
1、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第一时期。
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时期提倡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的主题一样，现代儿童文学着重探讨怎样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孩子，“将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这时期，翻译外国作品和改写古代作品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鲁迅编译了《爱罗先柯童话集》，次年，译介了同一作者的《桃色的云》；郑振铎译了《高加索民间故事》、《莱辛寓言》、《印度寓言》等。此外，孙毓修、沈雁冰、严既澄、顾均正、赵景深、陈伯吹等也都在译介上花费过许多精力，作出了不少成绩。叶圣陶的童话和冰心的散文代表着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水平。叶圣陶是“五四”以来最早从事童话创作的作家，也是有光辉成就和卓越贡献的一位作家。1923年，他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作家创作的童话集，既“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也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础。冰心的代表作《寄小读者》，以歌颂母爱、童心、自然美为主旨，既有反封建等多种意义，又充分地体现了冰心的清丽、隽永、典雅、富于抒情色彩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冰心在儿童散文史上的开拓者的重要地位。
另外，赵景深的《一片槐叶》、王统照的《雪后》和《湖畔儿语》等、蒋光慈的《疯儿》、刘半农的《饿》和《雨》、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许地山的《落花生》、郑振铎的《我是少年》、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应修人的《小小儿的请求》、赵景深的《长征》、俞平伯的中国第一本儿童白话诗集《忆》和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既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自由、要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专为儿童而写，文情并茂，深受小读者欢迎。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显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所赋予儿童文学的强大生命力。
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儿童刊物，功绩最突出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
2、从“左联”成立到抗战爆发是现代儿童文学的第二时期。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左翼文化运动则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左翼文化革命得到蓬勃发展，儿童文学也随之进入兴盛时期，在革命文学运动的感召和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带动下，本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有显著成绩。鲁迅批判反动、陈旧的儿童读物，倡导给儿童“有益而有味”的“新作品”。郭沫若的《一只手》用浪漫主义笔法描绘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工人运动，小普罗的形象感人至深。巴金的《长生塔》矛头直指蒋家王朝和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叶圣陶的童话新作也变低沉为激越。翻译作品则由西欧转向苏联。儿童文学中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可谓这时期的代表作。张无翼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大林和小林》具有第二个“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另一部作品《秃秃大王》则是巩固了张天翼在长篇童话创作上的奠基地位。他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感，他以他独具一格的作品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界开创了一代新风。张天翼的儿童作品代表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艺术上的基本成熟。一些左联的年轻作家柔石、冯铿、应修人等也写出不少儿童文学佳作。另外，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等、冰心的《分》、陈伯吹的《华家的儿子》、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萧红的《蹲在洋车上》、陶行知的教育诗等等，都在小读者心目中留下了不泯的印记。总之，这时期，儿童文学跳出了家庭、学校的圈子，笔触范围扩大，靠拢时代中心，作品的思想性、倾向性更为明确而具体。
3、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胜利是现代儿童文学的第三时期。
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由于形势的制约，这时期的儿童文学队伍分成三支：一部分转辗到国统区大后方；一部分深入扎根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坚持战斗在“孤岛”上海。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争题材成为这时期儿童文学的主流。解放区儿童文学发展迅速，各种体裁创作都得到了健康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华山的《鸡毛信》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塑造了两个少年儿童英雄形象，为小读者酷爱。在国统区，陈伯吹、张天翼、金近等许多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写出了不少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儿童剧此时发展尤为迅速，这是广泛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推动的结果。如周苏的《卖报童子》、万明瑛的《敌人打退了》、包蕾的《雪夜梦》等，影响十分广泛，起到了大时代的小战鼓作用。在“孤岛”上海，出现了以贺宜、苏苏的《凯旋门》和《新木偶奇遇记》为代表的“孤岛”儿童文学。综观这时期的儿童文学，虽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环境条件的干扰，但总体看仍有所发展和前进。
从“五四”运动中崛起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至此走完了30年艰苦的历程。尽管长期的战乱给它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儿童文学如同岩缝中的小草，以顽强的生命力，终于不屈不挠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
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随着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儿童文学迈进了当代历史阶段。建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经历了“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建国17年间的儿童文学
建国17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7年间，我国儿童文学界一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和理论阵地队伍开始形成，出版了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金近的《童话创作及其他》、贺宜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等论集；还广泛地引进了前苏联的理论著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引进的理论都有力地促进了创作的发展。创作上的收获，比理论收获更为巨大。
儿童小说创作是其中数量多、质量也比较高的一种。其优秀之作有描写战争题材的，如刘真的《我和小荣》、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这些小说多以根据地为背景，表现少年儿童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的生活和命运，及他们所表现的思想品德和成长历程。还有大量描写新中国儿童生活的优秀之作，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马烽的《韩梅梅》、张有德的《妹妹入学》、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等等，这些作品笔触细腻、基调乐观，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
童话的丰收，主要体现在长篇童话创作中，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和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被誉为50年代童话园地两朵绽开的鲜花，代表了当代长篇童话的高水平。陈伯吹、贺宜、包蕾、黄庆云等的童话，也显示了17年中童话的丰硕成果。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如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在国际上都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受到小读者的普遍热爱。
儿童诗的丰收，体现在量上，也体现在质上。艾青的《春姑娘》、贺敬之的《风筝》、金近的《在我们的村子里》、袁鹰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柯岩的《“小兵”的故事》、圣野的《欢迎小雨点》、于之的组诗《海边的孩子》、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等，这些优秀诗篇均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给他们以思想教育和美的熏陶。另外还有刘饶民的组诗《大海”的歌》、张秋生的《喂得猪儿肥油油》、关登瀛的《为庆祝儿童节，我们在洞里开会》、吕远的《小冬木》等对孩子们颇有教益。
儿童散文的收获亦十分明显。冰心的《再寄小读者》、陈伯吹的《从山岗上跑下来的小女孩》、袁鹰的长篇游记《丁丁游历北京城》、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等均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丰富的内涵抒发了健康、清新的感情。郭风的《蒲公英和虹》、《搭船的鸟》、《会飞的种子》等，文牧的《小伐木工人的笔记》等，也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欢迎。
儿童剧也有起色。张天翼的《大灰狼》和《蓉生在家里》、老舍创作的《宝船》、任德耀的《马兰花》、罗英等的《革命的一家》、王世镇的《枪》、刘厚明的《小雁齐飞》和《常河叔叔》、乔羽的《果园姐妹》、邢野等写的《儿童园》、包蕾的《小熊请客》、柯岩的《双双和姥姥》、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等，这些儿童剧有些反映了革命历史斗争，有些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或现实的反特斗争，而更多的是表现儿童的校内外生活、赞扬他们的优良品质和言行以及教导他们健康成长的长辈们的思想品德或先进事迹。
科学文艺的丰收则主要表现为它的多样形式均有所发展。其中，科学诗如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等，至今仍为科学诗的典范。科学童话有陈伯吹的《摘草毒的故事》、万慧珍等的《小蝌蚪找妈妈》、孙幼忱的《“小伞兵”和“小刺猬”》以及鲁克的中篇《小黑鳗游大海》等。本时期，科幻小说在郑文光等开拓者的努力下逐渐得到发展，出版了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鲁克的《奇妙的刀》、叶至善的《失踪的哥哥》、童恩正的《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刘兴诗的《北方的云》等等。这些不同样式的科学文艺作品在引导孩子们投身于科学事业等方面都有其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不仅看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已经形成，而且在主题题材的深广、艺术的娴熟、手法的多样等方面也超越了历史上的各个阶段。这说明50年代确实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喜人的黄金时代。
（二）“文革”十年间的儿童文学
“文革”十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这十年，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几乎绝迹，这是世界儿童文学出版史上罕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