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个文化广场，现在早已成了有名的花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里是最初的股票市场。当年《新民晚报》曾有过一篇很有趣的报道，我因看着喜欢，还特地剪存下来。文中写道：“今晨，整个文化广场简直像被自行车墙围住一样，曾经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看台上，今天坐满了股民……”我很欣赏作者的春秋笔法。的确，“文革”时期，这里正是群众大会或大型“批斗会”开得最多的地方,本来二者没什么必然联系，但记者发现了当初的和此时的“万众一心”，可谓如出一辙，将它轻轻点破，就不由让人发出了会心一笑。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并提到了一件真实的故事：一位爱书的女同事觅得一套《梁实秋散文》，兴冲冲抱回家去，本指望让当编辑的丈夫好好高兴一番的，谁知丈夫却摇起头来：“现在大家都在忙股票了，谁还看这样的书?你呀，你呀……”
我所怀疑的，正是我们这种千门万户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涉及一个很根本的思维方式问题。生活本是多元的，社会空间是多元的，价值追求也应是多元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有多方面的追求，或主动避开众人趋之若骛的主潮而坚持自己独立的追求?而事实往往是，那潮水般涌过来的，不久便又潮水般涌过去了，生活却仍在多元地前行。
这一点，在艺术欣赏上亦元二致。就在那个动不动要开“万人誓师大会”的时代，我作为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正热衷于写那种从头到尾充满矛盾冲突(其实是充满说教)的小说，因为刊物少，每发表一篇，也能引起一点“轰动效应”。我那时有一种飘飘然的踌躇满志、舍我其谁的得意感，觉得自己多么幸运，终于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前不久遇到一位很出名的小说家(曾任某省作协主席)，她还能清晰地说出我那时的作品，她说是在农村里读的，当时读得很激动。发表这些小说的刊物倒不像现在的一些报纸是公费订的，一般都是自己买，而印数也非常之高。那时任大霖是我的“领导”，我也知道他是名作家，就悄悄把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找来读。当时的感觉，正可用“格格不入”来形容——进展是那样地慢，描写是那样地琐碎，主题思想(当时最注重的就是这个!)又是那样地无足轻重……我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过去时代的作品了，现在不会再有人读了。谁知时移势易，“新时期”很快到来了，从头至尾冲突个没完的说教型作品再也没人看了，任大霖的小说却一版再版，成了儿童文学的经典。我自己也从《童年时代的朋友》中读出了元穷的滋味，从中认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精品。这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可以说永世难忘——我再也不将汹涌于一时的“主潮”视为真理的标志了。一时人们趋之若骛的，未必就是好作品；艺术有自己的规律，有跨四海通古今什么权势也摇撼不了的内在的评判标准。遇再大的风浪，遭再多的践踏，美最终依然还是美，她是抹杀不了的。
勾起我这些回忆的，恰恰是一位新锐作家的时新作品。我指的是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五·三班的坏小子》等。有关这些作品畅销的事，我已从多种渠道昕到或读到，许多出版社甚至批评界，已开始对此表现出“趋之若骜”的倾向。我很想知道’削门究竟是怎样的作品。在《五·三班的坏小子》的后记中，作者写道：“女儿读小学的时候，爱给我讲她班上的事情，而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班上几个‘坏小子’干的‘坏事儿’。常常是事情还没讲完，她自己却先笑倒了。……我在写他们的时候，不仅仅有我女儿喜欢的那几个坏
小子’的原型，还有我教过的学生。我曾做过七年的小学教师，有时会想起我的学生。可是，我常常想起的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而是那些调皮捣蛋、甚至把我气哭过的‘坏小子’。我真心地喜欢他们，该调皮的时候调皮了，该捣蛋的时候捣蛋了，孩提时代，他们爽爽地过了把孩子瘾!”按理说，这和我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论说过的“顽童型”的母题，以及我过去一直提倡的“没意思”的作品，应该十分合拍，我理应十分喜爱这样的作品才是。然而，十分奇怪，我越是读她的书(“马小跳”一共出了六本。“坏小子”则除了这一本外，还有《漂亮老师与坏小子》，它们在内容与写法上十分相像)，就越是喜欢不起来。我几乎在怀疑自己是否属于“叶公好龙”了。为检查我的艺术判断力，我把在题材上与此相近的作品找来对读，其中有意大利万巴的《捣蛋鬼日记》和瑞典的林格伦的《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比一比，我马上发现了原因所在。关键，还在于作品的文学性，或者说，在于其审美内涵的多寡或高下。
试以本刊今年第一期上摘选的那三段《捣蛋鬼日记》为例(在同一期刊物上也摘了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所以很易于找来对照)，那里的“我”也是懵懵懂懂闯下了许多大祸的，但他显得那样的无辜，他那傻傻的性格可爱而又真实，完整地贯穿于书中的一切细部，使整部作品没有一点粗糙的拼凑的痕迹。刊物所摘的第一节，是他有了新日记本却无事可记，就偷偷抄了一段姐姐的日记，其中记满了姐姐内心的痛楚，结果被追求姐姐的那个庸俗的富商拿去看了，他知道了自己在姐姐心中的地位，拿起帽子一声不吭地走了，一心想促成这桩婚姻的妈妈气得冲着“我”直嚷，惊呆了的姐姐哭了起来，“我”却依旧茫然无知。——短短一节文字，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的内容，仿佛读了一篇旧俄时代契诃夫或赫尔岑的小说(万巴正是他们的同时代人)。而第三节，写“我”开了一个“最平常的玩笑”，结果，两位老人一戴上眼镜，眼前一片模糊，顿时大惊失色，穷的那位因不能工作而绝望，富的那位则急着写遗嘱(由此还暴露出了家族中的阴谋)。至于“我”开的是什么玩笑，作者始终没有点破，当然读者可以猜出是他悄悄地换了两位老人的镜片。看得出，这样的作品，不仅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而且十分讲究布局和构思。至于林格伦，就更是保持了她一贯的风格，只要一读上去，不管大人孩子，就完全沉浸在美与风趣的享受中了。同样是淘气孩子的故事，她写得那么从容、精致、隽永，经得住反反复复地品味。比如开篇的这一段：
在这座房子里，儿童室是玛迪琴和伊丽莎白两个人的，大厅里一个篮子是萨索(一只黑卷毛狗)的，厨房灶前那块地方是妙妙(一只小猫咪)的。只有妈妈，几乎整座房子都是她的。……
恐怕没有谁看到这里不会微笑起来。因为这位瑞典老太太拿出了儿童文学的法宝，就像哈利·波特拿起了魔杖一样。这法宝就是儿童隋趣，就是那充满童心的语言魅力。
然而，这一切，在杨红樱的作品中似乎都难以觅得。她的笔下只有故事，那种编得很匆忙的调皮捣蛋的故事。除了调皮捣蛋，没有如《捣蛋鬼日记》中那样极丰富的弦外之音，也没有任何堪称精致的谋篇布局，当然更无从要求林格伦式的溢满着童心的那种美妙享受了。至于人物，“马小跳”与五·三班的“肥猫”他们就没有多少区别，总之就是调皮，是一种单一的模糊的影子，即使字数累积到几十万，也仍然没能写出清晰、真实、多层次的“这一个”来。它们源于作者听来的故事，现在，好像仍然还是那“听来的”模样——一个个粗粗
的轮廓，同时又增加了依此模式编出来的同类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从头到尾没有多少发展，除了“马小跳”年龄渐长，故事其实只有数量上的增加而已。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杨红樱，她其实确有自己不可抹杀的成功之处，那就是畅销。我们不妨来解构一下此中的秘密。事实上，在当代儿童文学界，写调皮孩子的潮音，已经轰响了好多年了。最初的成功的尝试，是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但贾里、鲁智胜他们虽也调皮，性格却是明晰而丰饶的，作品也保持了相当高妙的文学性。再以后，如梅子涵的那些写幼童的作品，如《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是马》等，在写那种没心没肺的调皮时，显得更放肆了，但文学性依然很强。这些作品中都包含着畅销的元素。现在，杨红樱的作品继承并扩张了这一元素，同时又一无牵挂地扔掉了在上述作品中视为圭臬的文学性的包袱，于是，她的这些调皮的故事就奔腾起来，在畅销路上绝尘而去，使许多渴望畅销的作者和出版商惊羡莫名了。
畅销并不是坏事。畅销，正说明孩子爱看。作者因此而多写，出版社因此而多印，这合乎市场的原则，也合乎人道的原则。但既然这是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畅销书，它因甩脱文学的羁绊而更为畅销，如我们还硬要将其作为文学来评述，甚至要把它树为文学的样板，那就不仅无理，亦复可笑了。杨红樱自己似乎也有清醒的认识，在中少版的《杨红樱童话》书末，附有她的答记者问，当问到“看来你是一位很有自觉追求的儿童文学作家”时，她说：“我不太喜欢被称为儿童文家作家，而是喜欢被称为童书作家。”这说得相当明智。
虽然儿童文学也应追求畅销，但我想，那应是“文学的畅销”，而不应是“非文学的畅销”。如觉得文学不文学无所谓，只须畅销就好，当然也是一种选择，这也无可厚非。然而，“非文学”不可能取代文学，文学仍有它自己的价值，而其中特别高雅精致的那部分文学更有其无可取代的审美价值，一如林格伦的、万巴的、任大霖的作品，隔多少年看，依然有深人人心的美感，这也是无可摇撼的事实。打一个不当的比喻，肯德基和麦当劳，够畅销了吧，但有谁会把最佳烹饪作品的桂冠，授给鸡柳汉堡或麦香鱼呢?这是两个向度上的追求，畅销不可能取代一切。所以，作为一个作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即使畅销已成为众人追逐的潮流，已像当年文化广场的抢购股票潮一样汹涌了，作为作家，仍然可以安心追求自己真正体验到的独特的美。
说到畅销书，不能不让人想起金庸。金庸也曾有过与上述杨红樱的话相近的表白，当此间有些学者教授要将他与鲁迅、茅盾相提并论时，他很清醒地说：我不能跟他们比，他们是文豪，我只是一个武侠小说家。近日正在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报章上有他的家人回忆他读书的事，让我颇感兴趣。据说他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我不知道这话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这样的小说与鲁迅的作品，其效用之不同，应是很明显的。曾有人奇隆巴金记忆力之强，一生中匆匆交往的人，到了晚年居然点点滴滴都回忆得起来，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初他就是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交往的，他投入过真情实感。我想这两件事，能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将杨红樱的故事与金庸的小说都称为文学(虽说这二者远不可同日而语)，但以收集和编织的好听故事吸引人的文学，与以丰满的人生细节传递真情实感的文学之间，在美学含量上有着怎样的落差，恐怕已是不言而喻了吧?
再说一说李学斌兄的那篇《儿童文学叫儿童喜欢才是硬道理》(载于本刊今年第一期)。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但又觉得，这“硬道理”须以另一“硬道理”作补充，才有可能成立。我要说的，就是过去反复论说过的“双重标准”。简言之，就是一篇好的儿童文学，应该能让儿童和成人都喜欢；一篇儿童文学的杰作，放在成人文学领域也应居于杰作的地位。这很难，但这是必须的。谁叫我们是儿童文学作家呢?——我们选择的，本来就是远远难于普通作家的事业!
摘自《中国儿童文学》2004.4 P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