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回复的帖子里有的，蛛儿可能没注意到。我看过，就给找出来了
补充笔记。
【第一部分】
主体部分详听上面的录音文件。在此部分的末尾，曹文轩强调，他说讲述的阅读并不限于儿童文学阅读。他认为读儿童文学作品也是好的，但他认为，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读不懂大人的作品，自然应该多读专门为他们创作的作品。但是到了初中、高中，阅读作品的范围可以更广泛些，不受儿童文学范围的限制。他认为，在托尔斯泰、鲁迅等人的少年时代，也没有儿童文学作品，他们没读过，但思想一样很强壮。
【第二部分】
关于写作。
很多家长说，孩子的作文写不好，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把作文写好？
许多老师，也包括家长认为，孩子的作文写不好，是因为没有生活！因为没有生活，所以孩子写不好作文。
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要总怀疑自己没生活，因为生活无处不在，人一睁开眼睛就是生活。
不久前，他到温岭一间中学去演讲，那间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很喜欢他写的书，学生们给《草房子》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写了一封信，厚厚的一摞。他们一次就买了2500多本他的书。在那次演讲中，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他正好想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生活，他说从自己走入会堂的那一段就是生活。
那天是一位司机开车送他到学校的。轿车停到停车场，按理说他应该从后面自己下车，但他一时没找到开车门的法子，停车后还没打开车门司机就下去了。司机是个急性子，而且车也停了有一小会儿，所以他想当然以为曹老师已经下车，就随手用遥控钥匙锁上了车，赶着进会场。曹文轩在车里面大声喊，司机也没听见，他在里面怎么也无法出去。等司机到会场后，大家问“曹教授呢？”司机说，不是早就进来了吗？于是大家就以为这位主讲人走丢了，于是到处去找。找来找去，等来等去。上千个学生在会场里等着，曹文轩一个人在汽车里折腾着。最后司机才想起来：“难道曹教授还在车里不成？”于是大家才到停车场把他“救”出来。
曹文轩告诉孩子们，这就是生活，这段小插曲完全可以被写成一篇好作文。
为什么大人会认为一个人写不了文章，就是没有生活呢？这是有根源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生活”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的生活高级，值得写，有的生活低级，不值得写。5月23日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的周年纪念日，那个报告说，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且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根据这样的说法，很自然地推出一个逻辑：创作必须有生活，而且必须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因为那是值得写的；除此之外的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是不值得写的。于是生活被“等级化”了。50年代的作家们，最典型的形象就是穿着涤卡衣服，挂着毛巾，口袋里插着牙刷，背着书包，国家要求他们去“体验生活”，到农村、工厂、兵营去体验生活，去写“真正的生活”。结果呢，他们再也写不出作品，写出的都是狗屎烂渣，从文学的角度看，一无可取。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体验。
在鲁迅那一代，许多经典的现代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教师，在大学甚至中学任教，他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从来没有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但是建国以后，在大学的教师都不能创作了，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曹文轩自己这一代，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写作又在大学做学术研究的，只有他一个，到近几年才开始渐渐增多。
所谓“没有生活”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生活无处不在，人一睁开眼睛就是生活。“没有生活”只是将生活等级化，从文学是否值得表现来评判。
生活是平等的，不分三、六、九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生活，大学教授和拣垃圾的，他们的生活都是值得关注的生活。这才是民主的真正意义。
孩子、大人都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
但是为什么孩子总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呢？并不是实际上没什么好写的，只是他们“觉得”没什么好写的。
这种责任可能也不在孩子。因为大人总是在圈定，应该写的是什么？什么是不该写的东西？
北京有个区，在孩子升中考前设计了300个复习用的作文题目，他（曹）仔细看看题目，其中孩子们能理解、有可能写得出东西来的最多也就3、4个。就算是这3、4个题目，也是不容易写的。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个题目就必须假设孩子真的爱自己的学校，假如有的孩子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学校呢，有的孩子比如刚刚从别的学校转学过来呢？难道一个学生就非得喜欢自己的学校吗？如果不喜欢的话，他就只好胡编了。
许多作文题目都在逼迫孩子远离自己的生活，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思想，去编各种谎话，空洞的故事。比如写《我与我的老师》，很多孩子就会写，天下雨了，他想起老师还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呢，所以一定要从家里拿伞去送给老师。很多孩子都这么写，好像送伞给老师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不管是否真的发生过。他们之所以这么写，通常是因为有的课文里有类似的东西。
曹的孩子升中学考试那年，作文题目是《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很多孩子面对题目都傻了。他们知道共产党，但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有的孩子写，“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的孩子写，一个老大爷退休了还每天到路口帮助管交通，他的胸前挂着个金灿灿的牌子——“共产党员”。
曹的儿子作文拿了满分。他写自己的二姑父是个共产党员，是个看水闸的。在洪水来的时候，他七天七夜不回家，还跳下洪水搏斗，最后保住了大坝，保住了良田。但实际上，孩子的二姑父只是在家乡教育局的普通公务员。当然改卷的老师是不知道的。所以，后来当这位二姑父到北京来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看水闸的来啦！”
我们的作文要求总是在强调高度和深度，“我也搞不清什么是高度，什么是深度”。这样的要求，只是在迫使孩子远离自己的生活，做着假、大、空的谎话。
曹自己是一个搞文学的，觉得无论如何得帮助儿子在高考语文考试中拿好成绩吧。怎么办呢？他为孩子钻研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六篇范文，然后给孩子“上课”，告诉孩子各种作文的套路都超不过这6篇，3篇记叙文，3篇议论文，高考作文无论怎么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他让孩子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背下来，而且掌握了应付变化的对策。最后孩子在高考中的作文成绩也接近满分。后来有出版社想出版这6篇范文，他说不行，因为这是害人的事情，真正写文章不能写这样的垃圾。他害自己的儿子可以，不能害别人家的孩子，就当它们作为家庭遗产吧。
真正要学习写作，就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驾驭主题的自主权利，回到自身的生活，学会发现生活。
但是，我们的孩子还不得不应付考试。所以，只好教会孩子学会两手准备：一种是对付考试的作文，一种是真正的写作。
如何回到自身的生活呢？（以下曹文轩主要谈个人的创作体验）
《草房子》至今已经印刷了30次，他还写过《红瓦》、《根鸟》、《细米》等等。这些小说中有许多是写他自身的经历和经验。
比如，《草房子》中有一段故事，在赤日炎炎的夏日里，一个调皮的男孩，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出来到处招摇。这个男孩子，就是曹文轩自己。
有一次，在北大中文系放《草房子》的电影，曹文轩给学生做简短的发言。他说了两句话：“你们看到的这部电影里，做里面的恶作剧的孩子，都是我；做其他的好事的，都是别的孩子。”
他认为，在创作和研究了这么多年后，他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最宝贵的！”
在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总吃不饱，所以他的个头儿长得特别瘦小。他又上学比较早，虚岁5岁就上了学，11岁上初中时，个头儿特别小，看上去就像8岁多的孩子。但是他特别“机灵”，比如说总是想法子“欺负”人高马大的同学。有一个法子，就是去撩拨别人，挠痒痒、戳人的后背，总之惹得别人来追他。他转身就跑，一直向大沟渠的方向跑，大个子在后面紧追，等快到沟渠边的时候，他会来个急转弯，因为个子小，很容易就转了方向。可是，后面的大个子往往反应不过来，一下子就掉下水沟。等等，诸如此类吧。
那时，正好赶上大串联。他也参加了。
那次，他们的老师带着全班30个孩子准备到上海去串联，先要从盐城到南通，然后坐船东方红一号去上海。
到了南通，好像整个世界都堆到那里去了，到处都是人。一班的孩子总有人走丢，刚刚找回这一个，又丢了那一个。最后老师想了一个法子，一个孩子发了一个新的玩具“水鸟”，就是放点儿水进去，里面有个小球，对着口一吹，就会发出清脆的鸟叫声。孩子们一旦发现自己身边没有同伴，就会吹“水鸟”，其他人就回应他。就这样，在当时的南通县城里，形成了一道“风景线”。
当天，老师拿到了全班的一张船票。第二天，他们一起到码头准备上船。可是在码头上人头滚滚，只有两条通道可以上船，大家都在挤。老师发现已经无法保持一个队形上船，于是就对大家说，大家分头上船，到轮船的烟囱下面集合。说完，大家就分开了，各想办法挤上船。
有一阵，少年（曹文轩）发现自己身边没有一个同伴，他很着急，就吹起了水鸟。过了一会儿，人群的那一头也响起了水鸟。曹吹一声，那边也吹一声；他吹长，那一头也吹长，他吹短，那一头也吹短，一长一短，那边也一长一短。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呼唤”着，有点象清晨枝头的鸟儿，一上一下地相互呼唤。他到今天也不知道那一头是谁在吹呢。那种感觉很让他振奋。于是他就想尽办法往船上钻。
那个时代的人都比较穷。因为没有钱多买裤子，所以一般买回新裤子后，都会在屁股后面打上两个加厚的补丁，看上去就像一对大眼睛。这种设计放在今天的服饰设计里，绝对很Cool，他完全有理由对今天的人说，那时候大家已经酷过一把啦。当时，曹的个头很小，周围都是大人、大学生，他的个头正好到人家的屁股那个高度，所以往前挤的时候，满眼都是屁股，也就是说满眼的一对对“大眼睛”，那个场面真壮观。
好不容易，他挤上了船。他对着烟囱挤过去，挤到烟囱下，就吹水鸟，吹呀吹，但一点也没有反应。他上上下下找老师和同学。不久，“东方红一号”一声长鸣，起锚向江心开去。少年上下找了几轮，一个同伴也没找到。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只有他一个人上了这条船，他正独自驶向从来没去过的上海。
有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小少年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哭一下才对。于是，就流起了眼泪。但是，男儿不能在人前流泪的呀。他便走到船舷边，趴着流眼泪。眼看着两滴眼泪落下去，这时船在行进中，还有风，所以眼泪不是直落下去，而是飘飘悠悠地滴到浑浊的江水中，形成一个好看的曲线。他觉得很有意思，又酝酿感情，逼出眼泪，又飘飘悠悠地滴下去。后来，他也觉得累了，就躺在烟囱旁睡了一觉。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醒了过来，看见一弯明月挂在天空。于是他不自觉地吹起水鸟，谁知远远地也响起了水鸟声。他觉得很奇怪，以为在做梦。然后用手指去摸摸军帽，再去捏军帽上的五角星，用两个手指压两个星角，还挺疼的。原来不是做梦。他再吹水鸟，在船的那一头也响起来。他玩命地向船的那一头跑去，一边吹着水鸟，那边吹水鸟的也肯定在往这边跑，声音越来越近。
当两个人快要跑到一起的时候，突然都站住了。正好那是在一个灯下。灯的强度只有不到15瓦，还有铁网隔着，所以隔远了就看不清楚。两个人面对面还有一米，就同时站住了，因为他们同时看清楚了对方。
对面来的是一个女孩。一个对曹来说，很特别的女孩。在考中学时，他们是一起考的，就坐在一条板凳上，而且考到同一个班。当时全班的孩子都拿他们俩开玩笑。
第二天，当他俩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时，他们在码头上等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确定，原来全班只有他们两个到上海串联来了。
上面这一段故事是完全真实的经历，它写进了《红瓦》，后面的故事在那部长篇小说里。
有一部巴西人写的小说叫做《牧羊少年》（又译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道理：人的财富往往就在脚下。“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最宝贵的！”但是，这种财富也不是能轻易获得的，你需要去寻梦，甚至走遍天涯海角。
（阿甲记录）
*凭回忆复述，省略了不少内容。特别是曹文轩先生使用的许多动人、典雅的词句都无法照样复述。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