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话与安徒生、林格伦的差距在哪里？
【说明】
随着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临近，各媒体都在用安徒生这个巨大的坐标，来丈量中国童话的差距。《中国儿童文学》也要做一期以“中国童话与安徒生、林格伦的差距在哪里？”为话题的讨论，本文是笔者应《中国儿童文学》之约而写的讨论文章。
这正是笔者这几年一直在思索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篇文章里，熟悉笔者观点的网友可能会遇到一些已经熟悉的论点，如儿童观的重要性，如“童话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等等。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结合读史心得，深化了这些观点。
这篇文章认为，我们与安徒生、林格伦的差距，是我们的文化与他们所处文化在童话精神资源上的差距，更根本地说，是儿童观的差距。我们的儿童观已经愚蠢到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地步，只有当它失效的时候，中国童话才有可能出现“相对的繁荣”。如果不彻底反思、改造我们的儿童观，我们将有可能永远也无法赶上乃至超越世界童话发展的最高水平。
【小纲】
1、差距或许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2、童话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
3、中国童话相对繁荣期的启示
4、我们即将种豆得瓜，但前景依然不明
【正文】
1、差距或许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作为世界童话史上的两座高峰，安徒生与林格伦是值得研究与学习的。
事实上，在中国，新时期以来，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他们差不多是作品被模仿率最高的两位作家；
他们的“语录”在圈内也得到了“圣经”般的推崇：“我写童话，并不只是为了孩子们的，也是为了大人们看的”、“只是想让我内心世界里的那个孩子高兴一下”……
讽刺的是，我们至今仍要用高山仰止的目光来丈量与他们的差距！
或许，我们与安徒生、林格伦的差距，正在我们目前的视野之外？
当我们对安徒生高超的艺术成就崇敬膜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即使他的创作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吧，何以他能够超越众多的文学大师，得享来自众多孩子乃至成人热爱的这份殊荣？当我们把《卖火柴的小女孩》、《恋人》、《柳树下的梦》当作经典童话阅读、效仿的时候，当我们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皇帝的新装》、《海的女儿》、《丑小鸭》等作品中的个人奋斗的悲欢、人性的痼疾、人生的忧伤与希望等方面的时候，有没有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当我们强调林格伦写童话 “只是想让我内心世界里的那个孩子高兴一下”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她这句话的潜台词？
我们看到高手只轻轻一挥手就能克敌制胜，就也依葫芦画瓢去挥手，却不知道高手这一挥手之中包含了多少“内力”。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内力”或许就在林格伦的潜台词里：她的内心世界里有个孩子存在！
要学安徒生与林格伦，就要学他们背后的东西。
2、童话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
他们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仔细研究童话在欧美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绝对不容忽视。
一个是儿童观的不断演进与变革。从浪漫主义到儿童的发现，从卢梭到蒙台梭利，从卡洛尔到林格伦，从杜威到塞林格，从单纯的观念、理念到《儿童权利公约》，这一系列的演进与变革，都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美公民的血液中、灵魂中，变成了他们的自觉意识。如今在欧美国家甚至在日本，孩子所受到的理解与尊重，拥有的精神空间与自由度，足以让我们瞠目结舌，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转而会为他们担心。类似电影《刮痧》的故事一直层出不穷，其中的蕴含绝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么简单，更值得深思的，我觉得应该是其中的巨大的儿童观落差。
另外一个则是对童话文体规律的探寻与研究，对童话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展。西方文学的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传统，其实是从对民间童话的研究开始的，神话学、人类学、流传学、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都对此深有涉猎，其他如叙述学、故事学之类也都为童话的发展与兴旺提供了众多的精神资源。更纯粹的童话理论著作如《幻想的法则》、《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童话的魅力》等等，也都涉及到纯粹的技术分析。
而这两点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体两面，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没有尊重儿童的意识，就不可能有研究儿童的意识，就不可能有对童话深入研究的意识；反过来，对童话进行深入的研究，肯定会促进对童年有更深刻、科学的认识，对童年的深刻、科学的认识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促进儿童观的提升。
安徒生与林格伦，既是这个线索的产物，也其中的环节。他们可以强调不为儿童创作，不只为儿童创作，那是因为对童年的了解与洞悉、对儿童的理解与尊重，早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功。
为什么我们的童话创作整体低迷与平庸？为什么我们的童话与世界名著相比总显得不伦不类，有点像夹生饭？我以为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思悔改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少年儿童是一个低级的不健全的缺乏判断力的群体，潜意识里把写“儿童喜欢”的东西当成媚俗、投降与自甘堕落，甚至当成放纵与教唆，总是以“引导”、“提升”为己任，总渴望要为儿童们代言些什么，“家长”心态总是如影随形，总想把他们成长的进程牢牢地框定在自己设定的轨道……
它们直接导致了我们的童话缺乏前文提到的那两种精神资源的充足供应。
这才是我们的童话的症结所在，也是导致中国童话陷入困局的原因所在。
3、中国童话相对繁荣期的启示
与世界童话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童话的繁荣都只能算相对繁荣。 但从这些个“相对繁荣”的经验来看，也可证实上述判断。
在中国童话的百年发展进程中，曾有三次“相对繁荣”期，分别是二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喷发、“十七年”的黄金期和八十年代的繁荣昌盛。无一例外，每一次“相对繁荣”都是以两种标志性事件为前奏的：
一是以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 这相当于输血，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在童话创作技术积累方面的匮乏；
二是中国社会对孩子控制的整体松动或失效。 二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喷发之前，有“五四”思想大解放与中国儿童的“发现”，有“儿童本位论”思潮的传播；“十七年”的黄金期之前，是长期的战乱，连正规的教育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家长们根本就无力顾及管束孩子；八十年代的繁荣昌盛之前，则有孩子们被放任自流的十年“文革”。我以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倾向于认为，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更容易拥有一份开阔、自由的精神空间，更容易怀念留恋那种自在、美好的童年时光，更容易形成一种健康、开明的儿童观。这三次相对繁荣期的创作主力，基本上都是这种“松动或失效”期的发动者，或者是在这种“松动与失效”期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当可证明这一点。
4、我们即将种豆得瓜，但前景依然不明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基本上可以做出一个相当乐观的预言：虽然中国童话创作的现状相当低靡，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与繁荣已经为期不远了。
首先，从九十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引进热潮，与前几次相比，更加汹涌、更加广泛全面、更加深入，这不啻为中国童话提供了一股强大而丰厚的技术支持；
另外，中国当代社会对孩子的控制再次进入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严重失效期。 当然，这并非是因为中国社会主动松动了这种控制。恰恰相反，由于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社会对孩子的操纵与控制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用许诺明天幸福的高考指挥棒极力压榨属于孩子们的今天的快乐，压榨的范围从高中、初中，一路延伸至小学、幼儿园，甚至婴儿期甚至胎儿期；用物质的奢华诱骗取代自由的精神空间；试图用体力与金钱的优势防止孩子脱离自己设定的轨道……物极必反！ 离家出走、自杀、自暴自弃等显性激烈对抗行为虽然仍是少数现象，不满、失望与逆反引发的隐性对抗与不合作却早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无论成人社会怎样劝阻埋怨指责威逼打压，都挡不住孩子们追明星、迷电玩、泡网吧、飙飞车、跳街舞、玩性感、闹早恋……成人们徒然地呼吁与叹息，掩不住迷惘与无奈；孩子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在一个成熟、正常的社会中，父母师长作为范型，是孩子成长的主流模式。但现在这种模式却失效了。孩子们表面上是任性与沉溺，实则是失望与逃逸－－他们不再为父母老师骄傲，不再以父母老师为榜样，视之为透明人，当做要逃离的对象。成人在孩子的成长中被边缘化了。这一代孩子从精神上说，是喝狼奶长大的。
可以想见，当这批用逆反用逃离用我行我素赢得了相对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 的孩子，当这批在丰富的域外童话的滋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拿起笔开始创作的时候，一个中国童话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期，相信会到来的。
阴差阳错，仿佛老天在跟我们开一个玩笑，我们即将种豆得瓜！
但这种繁荣，即使来了，也难免让人有一种沮丧的失落感，甚至悲哀：它不是来自我们社会儿童观的主动自我更新，它的技术支持基本上与我们自己的技术积累无关。也就是说，这种繁荣不是来自我们的成系统的精神资源储备，而是一种输血型乃至畸形的繁荣，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发展。 虽然我们可能会迎来暂时的繁荣，但更远的前景依然无法明朗。即使输血可以永远维持，我们也无法保证能够产生我们自己的安徒生、林格伦；即使能够产生安徒生、林格伦式的作家，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不是一件克隆品。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赶上乃至超越世界童话发展的最高水平。
说到底，我们与安徒生、林格伦的差距，即是我们的文化与他们所处文化在童话精神资源上的差距，更根本地说，是儿童观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