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
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第二日，上帝造出了水与空气，有了晚上与早晨。
……
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他造的小人中最聪明、最大胆的那些，便趁上帝睡着的时候，探头探脑地查看了一番这个世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荒地太多，城市太挤，每个人都不快乐。他们觉得，上帝"规划设计"的整个世界很不理想，必须推倒重来。至于怎么建设，他们还没想好，不过他们倒是给自己“绘制”的世界新蓝图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乌托邦
古典乌托邦
“乌托邦”一词最早见诸于文字，始于1516年。这一年，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关于理想社会的书，书名很长，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托马斯·莫尔，以及其他的古典乌托邦作家，一心想要 “设计”出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尽善尽美的社会。在他们看来，上帝的世界中最不令人满意的就是城市了（这可能与文艺复兴时期恶劣的城市生活环境有关系），于是，他们纷纷以一个完美城市作为乌托邦蓝图的原点。
尽管托马斯·莫尔深信乌托邦的人民应以务农为本分，但是他仍然坚持乌托邦的人民应该居住在城市里：“……（乌托邦的）街道的布局利于交通，以免于风害。建筑是美观的，排成长条，栉比相连，和街对面的建筑一样。各段建筑的住屋正面相互隔开，中间为二十英尺宽的大路。整段建筑的住屋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四周为建筑的背部，花园恰在其中。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装的是折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
在意大利僧侣康帕内拉1623年出版的另一部乌托邦作品《太阳城》中，太阳城同样是美轮美奂，它按照严格的对称几何美学建造在一座小山上，直径为两英里多，圆周为七英里。“这个城分七个广阔的地带，即七个同心圆……由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要通过四条铺石块的街道，并穿过各区东南西北所开的四座城门……山顶上有一个广场，其中央矗立着一座神殿，建筑的艺术是非常惊人的。”
德国教士约翰·凡·安德里亚大约是受康帕内拉的影响，在《基督城》中所描写的城市也是一个环形结构，不过布局变成了四方形。他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各种建筑在城市中的位置与作用：
“朝东最远的那个地段是农业区。它分为两个部分，一边专营耕作，另一边管畜牧业……七个磨坊、七个面包房与朝南的两座公共仓库相毗连，而在朝北的那边设有七家肉店和同样数目的粮店……在西边还留有一段地带，专门从事锻造业……”
显而易见，这些古典乌托邦作家们信奉如下的理念：如果建筑可以被认作是运转有效的机器，那么城市也同样如此。只要设计合理，这架供人居住的“机器”就可以像其他机器一样为人类带来舒适幸福的生活。
或许潘海天在《大角，快跑》中的一段精彩的文字，能够说明这些“不仅以上帝自居，甚至认定自己比上帝还要伟大”的古典乌托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性格：
“很久很久以前，建筑师掌管着一切事物，他们的权力无限大。建筑师们对改良社会总是充满激情，他们发明了汽车与管道以让城市能够无限制地生长；他们发明了消防队与警察局，来保护城市的安全……他们在巨大的基座上修建高塔，高塔上镌刻着金字，告诉市民们拯救世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设计规划了城市的第一条街道，把自己的光荣和梦想砌筑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技术乌托邦
古典乌托邦著作的行文大多非常乏味，作家们习惯于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描写乌托邦中的人们怎么吃饭，怎么住宿，怎么穿衣，却很少在技术上展示过想像力。而这一工作留给了一位开创了科幻新时代的人物——雨果·根斯巴克。
1904年，卢森堡人雨果·根斯巴克来到美国，他创办了一份名为《现代电学》的杂志。根斯巴克从1911年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上连载科幻小说《拉尔夫124C 41+ 》。在这部作品中，根斯巴克充分展现了自己对于技术奇迹的偏好，可视电话、飞行车、电磁枪……小说中的科技预言如此之多，以至于这本书看起来倒更像是一本27世纪的商品广告目录。
前苏联的科幻作家们继承了根斯巴克“科幻小说就是要把科学变成神话”的口号，将技术乌托邦发展到后世望尘莫及的地步。十月革命与全俄工业电气化等等伟大成就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激情。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伊·叶菲列莫夫在《仙云座星云》中，借助于一次发给银河系其他文明的广播，激情四射地大胆想像人类在经历了世界联邦期、多种语言期、能源结合期和共同语言创造期四个时期之后，最终进入了宇宙大联合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使用共同的地球语，国家权力机关已不复存在，人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精神愉悦的大同世界中。
不过，正如刘慈欣在《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里所指出的："在那些世界中，罪恶、危险和灾难这类东西仿佛被一个强有力的吸尘器吸得无影无踪，一切都那么纯洁，那么合理舒适，整个社会如同一块晶莹的水晶，而这社会中的人都成了幸福宁静的机器，他们当然有工作，甚至还要做出某种程度的努力和奋斗，但这都是为了使他们得到的幸福和宁静变得更显著而已。一句话，乏味!看多了这些小说，你甚至宁愿选择一个不那么理想的未来。”
惟一的例外，可能只有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在1980年发表的硬科幻杰作《天堂喷泉》。克拉克在小说开篇不久，介绍计划建造太空索道的“全球建设协会”时，有这样一段赞美技术乌托邦社会的神来之笔：
“关于他们的活动，公开报道的情况要比世界联盟中任何其他机构都少些。只有当出现了某种技术性的灾难，以及同历史协会或环境保护协会发生了冲突时，全球建设协会才会出头露面。最近一次属于这类性质的争论，是关于南极地带的输送管问题——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工程艺术之花，它曾被用来将稀释成液态的煤炭从巨大的南极矿床汲送到全世界的各个发电站。为了保持生态环境的原貌，全球建设协会建议拆去至今还留着的最后一段输送管，并将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它本来的主人——企鹅。这项建议立即招来了工业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们的抗议呼声，前者为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所激怒；而后者则指出，企鹅对于已被废弃的输送管简直是喜爱得要命。这些输送管为企鹅提供了它们原来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居住条件，从而造成了‘人口’爆炸，其局面之严重，恐怕只有企鹅变成了燕子才能勉强应付。这样一来，全球建设协会也就只好不战而退了。”
这可真是一个值得偷笑的美好年代，引起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居然会是工业考古学家对于恢复南极生态原貌行动的抗议。看样子，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是野心勃勃的工程师们解决不了的——如果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话。
反面乌托邦
宇宙中有了物质，便会有反物质；有了乌托邦，自然也会有反乌托邦。
1909年，英国作家E·H·福斯特发表了《大机器停止转动》。小说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大机器乌托邦,只需按动几个按钮，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没有人需要工作，机器自然会完成一切。但是在无情的概率论的作用下，大机器的崩坏开始了，开始只是一点点，然后是无法察觉的扩散，终于——
“整个世界像蜂窝似的崩溃了，一艘汽动船已驶过大门，驶进了废弃的码头。它一头坠了下去，在空中爆炸了，它的钢翅膀把一个又一个长廊撞得粉碎。一时间他们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形形色色人种的死尸和洁净的天空纷纷扬扬飘洒的碎片，最后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这一行列。”
听起来，这像是反科学的危言耸听，但是乌托邦作家们所鼓吹的新世界也并非无可指责。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就将优生学发挥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太阳城中的男女，必须依照领导者根据优生学做出的决定，与陌生人结合。妇女在初次与男性结合后而不受孕者，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结合而仍不能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
这类无所不在、甚至连爱情也要染指的绝对控制，将崇尚自由意志的文学家们激怒了。他们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来反对乌托邦，特别是技术乌托邦。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
虚构中的1984年的英国就如乌托邦作家所欢呼的那样，政府控制了一切，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老大哥"的严密控制之下——自由思想在1984年的英国就像冬天里的兔子一样稀有。
《1984》还仅仅是充满了隐喻，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则近乎于血淋淋的控诉。在奥威尔的笔下，主人公温斯顿最后悲剧性地死去，但他至少还拥有一个可以证明“他是他自己，他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在《我们》中，扎米亚京干脆将所有的人性全部抹掉，代之以一个接近数学性完美的理想社会，大一统王国。
大一统王国的国民都用胸前的号码区别身份，像符号一般地活着，像机器人一样工作。他们的劳动和思考都受到统一的管理，数百万居民就像一个人似的。他们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建造宇宙飞船“一统号”，将他们数学般精确的生活传播到其他行星上去。
然而，这两位作家的反乌托邦小说都远不及斯·赫胥黎在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来得一针见血。在赫胥黎看来，在一个技术跃迁的时代，极权主义仅仅借助警察、监狱和舆论工具来进行统治，是效率不高、不够科学的。
在他笔下，国家是在流水线上成批量地制造不同型号的“试管人”，然后用催眠教育法将他们培养成安分守己的人形机器。在每一个夜里，在每一个孩子入睡以后，阴郁低沉的话语就会在每一个小枕头下响起，即便天生就是特权阶级的女主人公蕾宁娜，回想起那些夜晚时，仍然会不寒而栗——
“蕾宁娜忽然想起当她还是一个学校里的小女孩时，有一回半夜里醒来，才第一次知道一直在她睡眠里纠缠着她的低语是什么。她再看看月光、一排排的白色小床；再度听到那极柔极柔的声音说着（那些话就在那儿，经过许许多多长夜的重复，是不会忘记、不可能忘记的了）……”
没有暴力，没有监视，仅仅依靠一只小小收音机，就可以将人类的自由抹杀得干干净净。而实现它的，却是技术乌托邦作家们所鼓吹的永远前进的技术！
中国乌托邦
20世纪50年代，当西方科幻作家纷纷钟情于反乌托邦时，中国科幻作家们才开始构筑世界上最壮观的乌托邦乐园。在那里，中国人快乐地饲养"割掉鼻子的大象"，在大海中放牧鲸鱼，粮食产量达到了天文数字。郑文光在1958年写出了《共产主义畅想曲》，描述数十年后的中国成为了一座无忧无虑的"大花园"。
20世纪80年代初，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人们觉得乌托邦可以重建了，又开始浮想联翩起来，堪称中国科幻里程碑的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诞生了。叶永烈在书中，慷慨地向读者许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给人民带来最美好的生活。只要到了2000年，在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会有比山还高的大厦，跳动着数字的手表，在电视里讲课的老师……
这些预言中的绝大多数都实现了，而乌托邦却从没有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新生代崛起后，乌托邦再度变为一个怪诞的话题，作者们纷纷沉醉在技术惊悚之中。反映高科技带来的全面毁灭与压抑，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
刘维佳在中国科幻新生代中则属于一个异类。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高塔下的小镇》，是他最为读者们所称道的作品，但是最能代表他的作品应该是《来看天堂》，它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棒的乌托邦题材的小说。
在刘维佳抑郁的笔调中，一个彻底的后工业化时代在读者面前铺开：人被分成两类，第一种人，高智商的精英，他们享有整个世界，为世界创造全部财富；第二种人，弱者，没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这个几乎是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的社会的人。
弱者不能工作，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适应工作，这是法律；他们不能有孩子，因为劣质基因会遗传，这也是法律……对于人类的尊严而言，他们是生活在地狱里的。但是弱者同时也生活在“天堂”中：即使不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精英政府会向他们慷慨地提供全部免费的消费、娱乐，甚至包括比真实的人类更善解人意的机器人妻子！
面对这样的年代，是选择单纯地幸福地活着，还是选择绝望的、不可能的挣扎？直到小说的最后，刘维佳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许在他看来——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双城记》[英]查尔斯·狄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