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留存   上海的儿童美术史

第十六章 美术电影

美术电影亦称“美术片”，是动画片、剪纸片、折纸片、木偶片的总称，在国外统称为“卡通片”。

中国美术电影从1926年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在上海诞生至今，已有七十年以上的历史。上海既是中国美术电影的发源地，又是目前中国美术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

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人称“万氏兄弟”)是中国美术电影的创始人。1920年万籁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时，一个偶然机会，参与制作一部《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的动画广告，便开始了对动画艺术的探索。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万氏四兄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爱探索动画艺术。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自己手里创造出中国的美术电影，以填补中国美术电影这一艺术门类的空白。于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天通庵路三丰里一间七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克服重重困难，利用一架破旧摄影机、几只普通电灯泡和几支画笔，来探索制作具有故事情节的动画片。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初步掌握了有关制作动画故事片的人物造型、动作设计、拍摄等一系列技术。1926年万氏四兄弟怀着创造中国美术电影的坚定决心，共同进入上海长城画片公司工作，终于在当年拍摄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故事片《大闹画室》。

《大闹画室》是一部动画人物与真人合成表演的美术片。内容描写在画师的画室里，有一个顽皮捣蛋恶作剧的纸人，大肆捉弄画师。画师是真人(通过电影特技加以缩小)，纸人是动画。影片中的那个纸人，把画师正在作画用的墨水瓶打翻在画纸上，弄得画师无所适从，哭笑不得，富有喜剧性。这部《大闹画室》动画片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美术电影事业的开始。1927年，万氏四兄弟又拍摄完成了第二部动画片《一封寄回来的信》。当时这两部动画片，在电影院插映在故事正片前试映，不仅受到成人们的喝彩，更受到孩子们的雀跃欢迎。不过，当时这两部动画片还是无声影片。

1933年万氏四兄弟经过努力，接受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委托，摄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故事片《骆驼献舞》。1941年9月由双胞胎万籁鸣和万古蟾联袂设计、执导的有声长篇动画故事片《铁扇公主》，在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摄成。影片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片长9700尺，放映80分钟，开创了中国美术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片的纪录，亦创下了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片的纪录。《铁扇公主》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放映后，产生强烈的反响，认为这是中国美术电影开始推向世界。

在开创时期，万氏兄弟创作拍摄的动画片还有：动画故事片《纸人捣乱记》，爱国主义教育片《民族痛史》、《国货年》、《血钱》、《同胞速醒》、《勿忘国耻》、《精神团结》、《航空救国》、《抵抗》，卫生宣传片《消灭蚊蝇》，反毒宣传片《狗侦探》，以及根据伊索寓言改编的动画故事片《鼠与蛙》、《飞来祸》、《蝗虫与蚂蚁》等。由此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美术电影开创伊始，就注意表现多方面的题材，特别是运用美术电影手段，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可谓优良传统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万籁呜、万古蟾、万超尘三兄弟以满腔的爱国主义激情，告别妻儿家庭，离沪到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主任，驻在武汉工作。万氏兄弟在武汉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鼓励，积极运用美术电影手段投入抗日运动。在这个时期，万氏三兄弟创作拍摄了一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以及动画故事片《王老五当兵去》、木偶故事片《上前线》等。这些美术影片都突出地宣传了抗日斗争的内容，为动员全民族(包括儿童)投入抗日斗争起着很大的作用。

1940年前后，万氏兄弟计划创作摄制长篇神话故事动画片《大闹天宫》和科学教育动画片《昆虫世界》，并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电影胶片、洗印药品等价格不断上涨，经费匮乏，而使计划落空。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在东北解放区的兴山创立，同时，该厂建立卡通股。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美术片的部门。

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由兴山迁到长春，同年7月该厂以卡通股为基础，成立了美术片组，有专业工作人员二十多人，特伟为首任组长。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关于“鉴于美术片的发展前景，在上海办厂较为合适”的指示，1950年3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22人及有关设备搬迁到上海，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上影厂美术片组成立后，便着手向全国各地广招艺术人材。到1957年，创作摄制美术电影的专业工作队伍壮大到二百多人，为建立美术电影专业制片厂打下了基础。同时，根据国家文化部提出的关于美术电影“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制片方针，上影厂美术片组在成立后的六年多时间内，共摄制了22部美术片，其中动画片11部，木偶片10部，木偶艺术纪录片一部。这些美术片，都尽力表现具有儿童生活的特点，以适应儿童欣赏之需要。在此期间，美术电影无论在风格尝试、特性探索方面，或是在表现技巧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中如金近编剧、方明导演的动画片《小猫钓鱼》，特伟编导的动画片《好朋友》等，均较好地发挥了动画片的特点。同时，还摄制了木偶与真人合成表演的美术片《小梅的梦》，在探索美术电影的合成表演方面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彩色美术片的摄制尝试，开始于1953年10月，首先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木偶故事片《小小英雄》(靳夕编导)。接着在1955年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故事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一凡编剧、钱家骏导演)。从1956年起，中国美术电影进入了全彩色影片时代，并且在探索彩色美术片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方面取得了为人瞩目的成绩。1956年摄制的彩色动画故事片《骄傲的将军》(华君武、特伟编剧，特伟导演，钱家骏总设计)，是一部具有浓郁中国民族气派的美术片。影片根据中国古典寓言故事改编，描绘一位原来武功赫赫的将军，后来因为骄傲了，刀枪入库，不再练武，而沉缅于酒色享乐，结果战事发生时，便落得被敌军一击即溃还做了俘虏的惨局。影片运用漫画化的大胆夸张和幽默喜剧笔法，深刻地表现了“骄傲必败”的哲理。在人物造型、动作、服饰、色彩处理上，较多地吸取了京剧人物的脸谱、动作、服饰和色彩加以设计，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从这个时期起，中国美术电影的彩色片源源不断摄制出来。并且走向国际影坛，渐渐扩大了国际影响。1956年8月，彩色动画故事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彩色木偶艺术纪录片《中国木偶艺术》和彩色木偶故事片《神笔》，分别在意大利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获奖。特别是彩色木偶故事片《神笔》，1956年9月至1957年6月，连续四次在国际上获奖。另一部彩色木偶故事片《机智的小山羊》，在罗马尼亚第一届布加勒斯特国际木偶电影节上亦获奖。

1957年4月1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从此，中国有了专业生产美术片的电影厂。它生产的美术片，占全国美术片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上海美术片厂成立后，使中国的美术电影走上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在1957年至1966年的近十年中，共摄制了美术片105部188本，其中动画片40部25本，木偶片37部102本，剪纸片16部28本，折纸片3部5本，木偶纪录片9部28本。而且题材多样化，影片在艺术处理、技术处理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特别是摄制了一批既有中国民族气派，又有不同形式的美术片，在国内外甚有影响。这时期共有14部美术片先后20次在国内外获奖。由李克弱、万籁鸣编剧，万籁鸣导演的长篇神话故事动画片《大闹天宫》，分上下两集，总长一万一千多尺，放映两个小时。这部巨片是中国美术电影在艺术上、技术上达到了高水平的代表作。影片上映后，以其中国神话故事特有的恢宏场面，情节神奇，气势磅礴，人物众多，绚丽多彩，并吸收京剧音乐、打击乐等民族音乐组成配曲，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民族艺术的特色，而轰动了国内外。美国报纸称“中国美术片《大闹天宫》是电影发行商最感兴趣的影片”。在英国伦敦电影节上称《大闹天宫》为“最轰动、最活泼的一部影片”。《大闹天宫》创造了中国美术片输出的最高纪录。到1984年为止，已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盛况不衰。1983年6月，《大闹天宫》轰动了巴黎，12家影院联合首映，仅一个月时间，观众达10万人次。法国报纸称它是“动画片真正的杰作”。《大闹天宫》于1963年获中国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1962年、1978年、1982年，《大闹天宫》分别又在捷克、英国、厄瓜多尔电影节获特别奖和最佳影片奖。另外，靳夕、尹口羊编剧，靳夕导演的《孔雀公主》，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木偶故事片，全长80分钟；包蕾改编，万古蟾、钱运达导演的彩色剪纸故事片《金色的海螺》；金近编剧、何玉门导演的彩色动画故事片《小鲤鱼跳龙门》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美术片，都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时，美术电影只有动画片和木偶片两个片种。1958年，由老艺术家万古蟾领衔，创作人员胡进庆、钱家骍、刘凤展等参加，吸收中国皮影戏和剪纸窗花的民间艺术形式，运用动画电影逐格拍摄的原理，摄制了中国第一部剪纸故事片《猪八戒吃西瓜》。1960年1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莅临参观在北京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举办的“中国美术电影制作展览会”时，对美术电影工作者说：“你们能把齐白石的画动起来就更好了。”在陈毅副总理的殷切期望鼓舞下，上海美术片厂的段孝萱、徐景达、唐澄等创作人员，在老艺术家特伟、钱家骏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经过反复试验，于1960年5月摄制《水墨动画片断》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探索，遂在1961年7月5日摄制拍成了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故事片《小蝌蚪找妈妈》，轰动了国内外影坛。漫画家华君武说：“看了水墨动画，教人拍案叫绝，无案可拍，只好大鼓其掌。”日本朋友说：“当听到水墨画能动起来，简直不敢相信，看了教人大吃一惊。”美国朋友说：“每个画面都像一粒珍珠。”当年，《小蝌蚪找妈妈》荣获瑞士第十四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1962年获中国“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尔后，该片又在法国安纳西、戛纳、巴黎和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等国际电影节上连连获奖，成为中国美术片中获奖最多的影片之一。上海美术片厂继《小蝌蚪找妈妈》后，又拍摄了《牧苗》、《鹿铃》和《山水情》三部水墨动画故事片。这三部水墨动画故事片先后11次在国内外获奖。水墨动画片的问世，开创了世界动画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成为世界影坛一绝。1985年，水墨动画制作工艺荣获国家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三等奖。1961年，中国第一部折纸故事片《聪明的鸭子》摄制成功，该片由中国皮影戏研究家和中国现代皮影戏创作元老虞哲光编导。之后，虞哲光又拍摄了《一棵大白菜》、《湖上歌舞》等多部折纸片，为中国美术片增加了新品种。折纸美术片轻巧、灵活、充满着稚气，适合表现简短的童话故事，最适宜于幼儿欣赏。这个时期所摄制的105部美术片，题材相当丰富多彩，有表现少数民族故事题材的《一幅僮(壮)锦》、《雕龙记》、《人参娃娃》等，有表现童话题材的《小鲤鱼跳龙门》、《萝卜回来了》等，有表现政治讽刺题材的《黄金梦》、《谁唱得最好》等，有表现寓言题材的《差不多》、《三个和尚》等，有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半夜鸡叫》等，以及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军桥》、《红云崖》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创作、生产、队伍、制度等等遭到全面的破坏，经历了空前的浩劫。1967年、1969年和1971年三年，是完全所谓“停产闹革命”。1972年后虽然恢复美术电影的生产，但到1976年止，在五年内仅生产美术片22部65本，不仅数量少得可怜，在艺术上亦深受“三突出”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走上斜路。尽管这个时期政治气候险恶，使美术片的创作人员无所适从，但仍然有不少美术电影艺术家不畏险阻，艰辛探索和创新。就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夕，1976年1月至9月，创作摄制了中国第一部水墨与剪纸相结合的美术电影彩色故事片《长在屋里的竹笋》，充分显示了美术电影艺术家们高度的事业心和创造才能。这个时期，彩色动画故事片《小号手》、彩色剪纸故事片《东海小哨兵》在南斯拉夫第二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上分别获奖。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拨乱反正的精神指引下，重振旗鼓，恢复了中国美术电影的正常创作摄制秩序，中国美术电影的创作生产进入一个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78年至1990年摄制了200部美术片，其中动画片92部，剪纸片38部，木偶片53部，折纸片7部，纪录片10部。同时，这个时期，相继成立了其他一些美术片生产单位，亦摄制了不少美术片，出现可喜局面。从这个时期摄制的美术片来看，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积极发展系列美术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来以拍摄短片为主，适当拍摄少量长片的方针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系列美术片引进，不断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却看不到我国自己摄制的系列美术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情况，重新制订了制片方针，由原来短片为主改为以系列片为主。1986年，上海美影厂的三个制片车间一齐推上系列片。动画车间有凌纾编剧，钱运达和阎善春导演的13集系列动画故事片《邋遢大王奇遇记》；剪纸片车间有姚忠礼、杨玉良、墨犊编剧，胡进庆、周克勤、葛桂云导演的13集系列剪纸故事片《葫芦兄弟》；木偶车间有马明泉、庄火明编剧，詹同、萧淮海导演的4集系列木偶故事片《擒魔传》。1987年11月21日至28日，上海美影厂在北京宫园儿童中心举行系列美术片展映周，放映《葫芦兄弟》、《邋遢大王奇遇记》、《黑猫警长》和《阿凡提的故事》等系列美术片，受到国家广播电视部、全国妇联的高度赞扬。

二是努力开拓对外加工片、中外合拍片。改革开放给中国美术电影事业带来了生机。1986年8月，上海美影厂第一次为日本东映株式会社加工动画片描线、上色7000张，开创了中国对外加工美术片的先例。1987年，上海美影厂第一次与加拿大肯森动画电影公司联合拍摄动画片《夜莺》。此后四年时间里，上海美影厂先后给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加工和合拍动画片18次，产值达170万美元。1986年2月，上海美影厂和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时代艺术有限公司合资在广州开办时代动画公司。1990年，上海美影厂与香港亿利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开办上海亿利美术动画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上海美影厂加强国内横向联系，先后与南京电影制片厂、福建电视台、北京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辽宁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电视台动画绘制厂等兄弟单位建立了业务往来，共同发展中国美术电影事业。

三是积极发展对外美术电影学术交流。从1979年开始，上海美影厂先后有41次选送美术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并有6次在南斯拉夫、加拿大、西班牙、日本、阿尔及利亚5国和香港地区举办中国美术电影展；3次派遣专家在外国进行有关中国美术电影的讲学，16次派遣美术电影专家出国访问考察。与此同时，上海美影厂先后18次接待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外国动画艺术家来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3次在上海举办外国动画电影周。从1985年起上海美影厂有5批共19名专家参加阿西发国际动画协会，中国连续两届当选为理事国。1987年底在上海美影厂成立阿西发国际动画协会中国分会。在这一系列国际美术电影交流学术活动中，上海美影厂不仅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增强团结和人类共同进步作出了贡献，同时，亦学到了许多外国美术电影的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推动了中国美术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四是举办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1988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起主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这在中国美术电影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次电影节，有30个国家共286部美术片参加展映和比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水墨动画故事片《山水情》独占魁首。199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发起主办了第二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这次电影节，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354部美术片参加展映和比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参赛获奖的美术片有：彩色动画故事片《十二只蚊子和五个人》获E组奖。

在新旧世纪之交，上海的美术电影又出现了发展的前景。200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集团公司，并完成了创下破历史纪录的5000分钟片子。在新创作和投产的美术片中，题材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现代生活题材的有青春动画片《我为歌狂》，反映离婚家庭父母子女关系的《钟点父子》，为球迷度身定做的百集体育漫画片《超级球迷》等；古典题材有武侠木偶片《白玉堂》，动画片《张羽煮海》、《济公新传》等；科幻题材有动画片《白鸽岛》，剪纸片《魔鬼芯片》等；神话、童话题材有《鸭子侦探》、《狐狸艾克》、《图兰多》等。与此同时，上海的民营动画公司非常活跃。由上海美影厂导演曲建方组建的阿凡提国际动画公司已有十二年历史，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迅速发展的道路。它与美国、欧洲的动画公司合作摄制了《大草原上的小老鼠》、《马可·波罗回香都》等动画片精品，接着又投入摄制201集大型重点动画片《老小阿凡提》。

第十一章 连环画

连环画这一艺术形式和画种，在中国土地上从孕育、生长到形成今天的样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雏形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年代。目前还能见到的如战国时代《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装饰形象，南北朝、隋唐时代敦煌莫高窟描写佛祖“本生”故事的壁画，元明小说、戏曲印本上的木刻插画，清代的单张连环故事年画等，都是用一幅或多幅画面表现一个事件的不同侧面和发展过程，具有连环画的某些艺术表现特点。清末，随着石印技术进入中国，上海《点石斋画报》问世，1884年，在这种画报上刊登了记录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十幅连续画。这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实例。其后，又有石印“回回图”的出现。“回回图”就是为《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说部每回绘一图。如清光绪年间“味潜斋”石印的《新说西游记图像》，全书一百回，每回一幅，加上人物绣像二十幅，共一百二十幅；随后又有1899年朱芝轩编绘、上海文益书局出版的《三国志》石印“回回图”，有图二百多幅。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两种石印“回回图”。虽然它们连续性不强，尚属插图性质，但在表现故事的发展过程，以及运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等方面，已具有现今连环画的一些特性，它们对现代连环画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约在1913年左右，上海石印新闻画报风行一时，一般是单张四开，每份有图八十六幅，具有现今连环画图文结合的特点，加上小贩沿街叫卖，极受群众欢迎。这可以说是现今连环画报的滥觞。1916年，《潮报》第一家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子式，随后又装订成册出售，这就与连环画形式相近了。

这时，原来出版《时事苏滩》、《五更调》、《太上感应篇》等唱本的小书商，见到这种图文并茂的时事画报销路很好，于是群起效尤，他们寻门路，找画家，抢新闻，也编绘出版这种小画册，争夺读者。这种小画册，同十四开的书差不多大小，成四方形，用薄的白色有光纸印刷，封面只以签条形式印上书名，装帧简陋，然而，连环画就这样在上海诞生了。不过，当时还没有连环画这个名称，叫法很杂。或称“小书”，或称“图画书”。各地也有不同的名称，广州称作“公仔书”，汉口称“伢伢书”，浙江称“菩萨书”，北方称“小人书”。这些小书的内容，一度沿袭石印画报描绘时事新闻的传统，画当时报纸上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导，如“直奉大战”、“阎瑞生与王莲英”等。如今还能见到的有《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一种，二十四开本四集，由胡亚光与孙步月、胡小萼、金少梅合作编绘，上海战事写真馆1924年印行。内容描绘江浙两省直奉派系军阀混战中各个战役的情况，绘画采用西画素描手法。当时这些画册，因涉及政局，往往会遭到统治当局的干预，发生画家被抓、书籍被禁的情况。1918年，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在市民中引起轰动，因而小书商们从抢新闻转而抢京戏题材。小书跟着连台本戏依样画芦葫，一本接一本地出来。最早画连台本戏的作者有朱芝轩、刘伯良、李树丞等。这种画京戏的小书，比过去以新闻为内容的画，题材更通俗，连续性也更强，但画面处理比较粗糙，很少有背景，人物形象都按戏台上的扮相，开花脸，挂须口，画马只画马鞭，连城墙也画得像戏台上的一样，文字说明也随便在空白处写上几个字。其后，小书的内容又扩大到旧说部、旧小说。从现存的资料看，最早的大概是刘伯良(一说与朱润斋合作)所画的《薛仁贵征东》，又称“跨海东征”，是根据章回小说编绘的。全书二十集，每集三十幅，用有光纸石印。四十六开本，上海有文书局1920年出版。这时，连环画的形式是上文下图，文字约九十字左右，占版面的四分之一。另在画面空隙处用一句话概括画面主要内容。画面人物装束虽仍袭用戏装，背景却已摆脱了舞台程式，根据内容也画出一些背景。这是连环画的新发展。1929年，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放映，连环画受其影响，模仿有声电影，在画面上用人口“冒气”的办法，写上人物要说的话，名为“口白”，以此来代替上文下图的形式。

当时，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几个经售唱本、“小书”的摊贩，想出了一个出租“小书”的办法。因为“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钱来买书，所以租书办法可以使他们少花钱多看书，出版商则可以因读者要求新书量大而多出书、多赢利。这样就使“小书”读者越来越多，书也越出越多，出现了茅盾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景象：“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

1927年，像世界书局这样的大书局，一度也涉足“小书”出版领域。那年三月出版了陈丹旭画的《三国志》，而且打破陈规，用红色赫然印上“连环图画三国志”的书名。从此“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名称，以后人们又略去“图”字，都称之为“连环画”。虽然这个名称还不能正确概括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但逐渐成了一个大家叫惯了的统一名称，所以，后来鲁迅在《(一个人的受难)序》中说：“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迄的画本。”世界书局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出版了《三国志》、《水浒》、《岳传》、《西游记》等六部连环画。这些书用横八开有光纸的版式代替十开的版式，有利于画面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展现。它们都以大红单色黄裱纸做封面，全书线装二十四册，用硬纸书套合成一函。在改进书籍形式提高绘画和装帧质量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除世界书局和另外几家大书局曾经短期出版过连环画外，大约有二十多家经营出版连环画的小书商，从事连环画创作的专业作者不超过十人。其中知名的有刘伯良、李树丞、朱润斋和陈丹旭等几位。陈丹旭为世界书局画了三部连环画后，未见再有作品问世，而其余三位都以画连环画终其一生。刘伯良的画，有些像国画写意画，曾风行一时。但由于人物形象定型，受欢迎程度逐渐下降。继而李树丞和朱润斋的画兴起。李树丞画得比较细致，且有丰富的背景衬托人物，但也因人物形象变化少而最终被朱润斋所代替。朱润斋的第一部作品是《呼延庆》，宏泰书局出版。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演义和章回小说，而且多半由自己编写，在编绘过程中，他不拘泥于原作而有所创造和发展。人物画得较生动，背景完全摆脱舞台影响，而且处理得较为得当，因此作品受到普遍的欢迎。出版作品不下数十部，代表作品为《天宝图》。当时一般青年工人和小学生，都要买早点的钱省下来看《天宝图》，以至民间流行了一句顺口溜：“看了《天宝图》，忘记肚皮饿。”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三国志演义》，可惜未及画完，即潦倒弃世。

1928年以后，由于连环画的样式逐渐完善，加之东南亚的发行网初步形成，内地各大城市的发行网也逐步增加，连环画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一般每种从几百本上升到两千本左右，一些经营连环画出租的摊主，见出版连环画有利可图，也就加入出版商行列。1932年前后，这种出版商大约有三十余家，他们集中在闸北蒙古路北公益里，形成一个封建行帮，不让别人染指这个行业，实际上把持着当时连环画的出版业。小书摊主进入北公益里，等于进入连环画新书批发市场。这些出版商文化低、素质差，他们找一个画家带几个学徒来完成画稿，然后取个书名，就开始出版连环画了。出书，主要就是争抢作者，搜罗画稿。于是，有些有绘画才能的人，被网罗进连环画创作队伍，有些有志于绘画的青年被收为学徒，并经过一段刻苦学习的过程从中脱颖而出，这样就使连环画专业队伍逐渐扩大。继朱润斋之后，在当时连环画界有影响的作者，有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等。周云舫，十五岁就开始创作连环画，懂得素描，因此古装时装都能画，被誉为“全才画家”。他的成名作是《平阳传张勇》和《封神榜》，还与编辑胡水薄合作，画过抗日题材作品《大战成家堡》和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十三勇士》。他与朱润斋旗鼓相当，各有一批追随者，一时有“朱派”和“周派”之分。由于双方在创作上的相互竞争，促使连环画质量有进一步提高。沈曼云的画，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形象生动耐看。他擅长画戏曲故事与武侠小说题材，代表作有《十八罗汉收大鹏》、《七个红面孔，八个黑面孔》等。赵宏本，江苏阜宁人，自幼爱好绘画，因家境贫穷，难偿入美术学校学习之愿，只得靠临摹香烟画片和连环画来自学，1931年经人介绍进民众书局作学徒。由于他勤奋苦学，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连环画家。初时由于老板、师傅的限制，要他画一些仿效朱润斋笔法的历史演义和武侠题材的作品。抗日时期，他受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鲁迅关于连环画论述的启发，转而编绘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揭露社会黑暗的连环画，如《桃李劫》、《醒狮》、《咆哮的许家屯》、《扬州十日》等。评者认为他的画形象生动，构图精当，改变过去连环画单一的中景构图，采用远、中、近景互补的构图方式，突出了主要人物，使连环画艺术又前进了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创作上又有所提高，与钱笑呆合作的《三打白骨精》，还获得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1980年间儿童书籍插图比赛三等奖。朱、周、沈、赵四位，在二三十年代有连环画界“四大名旦”之誉。

1937年后，连环画出版业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有过短期停顿，但一些以谋利为目的的人，看准了群众在文化上极端饥渴的状况，又纷纷染指连环画的出版业，出版单位较前又增加了七八十家。他们为了牟利，第一是迎合低级趣味，出版各种含有封建迷信、色情荒诞内容的连环画毒害读者；第二是采取各种手段剥削、控制作者，比如用师徒合同，迫使年轻作者无偿为店主效力，或用攀亲戚、结金兰的办法笼络作者，有的更以色情、毒品来引诱、腐蚀作者，最终使不少作者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和生命。在这期间，后起的钱笑呆和陈光镒，在朱润斋和周云舫去世后，递补了他们在“四大名旦”中的地位。钱笑呆，1937年起从事连环画创作，由于他善绘画仕女，后来便以画古装仕女故事连环画为主，自成一家。代表作有《玉堂春》、《青楼恋》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与赵宏本合作的《三打白骨精》曾获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陈光镒，原从事工商美术，抗战初期曾办过抗日小画报，由此转入连环画专业创作队伍。他的画活泼洒脱，生动有趣，因此专画滑稽故事连环画，为连环画题材开辟了新领域。代表作有《狮儿》、《牛》等。同时期，较为著名的连环画专业作者还有：严绍唐、何庙云、张龟年、赵三岛、卢汶、汪绚秋等。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又涌现出一些新的专业作者，其中颜梅华、赵三岛、徐宏达、笔如花(盛焕文)四人被誉为连环画界的“四小名旦”。当时还有一个作者叫张少呆，他是以画黄色下流的连环画和“跑马书”而出名的。书商之间为了抢先出版新书，因此不惜重金利诱，要作者日夜赶画，造成连环画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影响了连环画的健康发展。

为了支持和引导连环画这一通俗的艺术形式的更好发展，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等，曾在1932年围绕连环画问题与胡秋原、苏汶展开了一场论战。鲁迅所写论述连环画的文章，有《连环图画辩护》、《连环图画琐谈》、《论旧形式的采用》、《(一个人的受难)序》、《看图识字》等。他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以明显的例证和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企图把连环画一笔抹杀的论调，申明连环画在古今中外“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他告诫从事连环画的艺术工作者，特别要注意连环画使群众“能懂、爱看”。“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同时，他又指出要力戒“设法俯就”，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早在1930年初，鲁迅就想由自己来编写连环画文学脚本，找连环画家创作一种新内容的连环画。但受连环画书商封锁而未果。受上述论战的积极影响，一些非连环画专业的画家，也创作了一些画法和形式与一般连环画迥然不同的连环画，它们也起了推动连环画发展的作用。其中有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和《绘画鲁迅小说》，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丁聪的《阿Q正传图》，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胡考的《西厢记》和《尤三姐》。此外，还有曹涵美的《金瓶梅》，汪子美的《红楼梦》，杨可扬的《英英的遭遇》，董天野的《孔夫子画意》等。这些作品通过报章、杂志的刊载传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抗日和民主革命期间，有些连环画家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也奋起画了一些反映抗击侵略和揭露旧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除前面介绍的周云舫、赵宏本的作品外，还有何庙云的《狼心喋血记》、《百劫英雄》，是以反日寇侵略为主题的。杨菁华的《诸凤娣》，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事实。

1949年上海解放后，广大读者迫切要求看到具有新内容、新思想的连环画，连环画家中的赵宏本、周杏生、卢世澄等人，便在当年7月经有关部门同意，联合连环画专业作者13人，成立新声出版社，迅速绘制出版《血泪仇》、《流尽最后一滴血》等六部新内容的连环画。不久，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成立了连环画编辑机构，开始对旧连环画的改造，出版了《圈套》、《纠纷》、《女司令刘虎成》等连环画。其后，由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和连环画作者联谊会共同举办“上海连环画研究班”，吸收连环画作者和有志于连环画创作的青年作者，边学习边创作，继之创作出版了三十五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连环画。与此同时，连环画出版商在人民政府的督促下，联合组成联连书店。它的任务是负责各家连环画出版商所出连环画的总经销。并由书店配备正式编辑人员，对各家出版商的连环画书稿，进行审查，使之走上正规。1951年成立的国营华东人民出版社，在美术编辑部设立了第三科，配备较强力量，专门从事连环画的编辑出版工作。那时，在大批新出现的私营连环画出版商中间，也有些是由进步文化人经营的，而且出版过一些内容进步、艺术质量较高的连环画。如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彦涵的《翻身前后》、蔡若虹的《苦从何来》、邵宇的《土地》、米谷的《小二黑结婚》、陈叔亮的《走向哪里》、吴耘的《不要杀他》等作品。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是解放区来的。其后又出版了吴秾编写脚本，顾生岳、娄世棠、徐永祥合作绘画的《赵百万》。当时私营连环画出版机构曾达到一百多家，所以大量书还是由它们出版的。为了加强对私营连环画出版业的管理，经过整顿、合并，保留了比较符合出版条件的二十余家。

1952年，由上海市文化局出面，接纳市内连环画作者中的“散兵游勇”近两百人，开办了“上海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进行政治学习。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然后由文化局负责分配工作。既解决了学员的就业问题，又保护了有发展前途的连环画作者，并向全国各地洒下了连环画艺术的种子，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了连环画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首先在出版行业进行。以华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第三科为基础、吸收一批社会作者，成立了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先后有二十余家私营连环画出版社和书局参加进来，成为专营连环画编辑、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同时，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设立了连环画编辑科，它在以后的连环画事业中，起着主导作用。

新美术出版社的成立，为旧连环画的改造和新连环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从1952年到1956年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合并前，它是上海连环画弃旧图新、开创良好局面的时期。有才华的连环画画家逐年涌现，连环画艺术得到进一步提高。新美术出版社每年出书二百至四百余种，它还担负着以内容健康的连环画换回流传于社会上(主要是租书摊主手中)的大量有不良倾向的旧连环画(当时称之为“以新换旧”)，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连环画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也大大提高，做到了出书、育人双丰收。同一时期，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编辑科，根据与新美术出版社的分工要求，主要出版一些带有示范性的连环画，以促进连环画质量的提高。先后出版了董子畏改编，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铁道游击队》；董子畏编，刘旦宅绘画的《屈原》；程十髮编绘的《画皮》等作品。这些作品以它们各自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较高艺术质量，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和美术界的重视。在此期间，上海连环画作者队伍有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除了原来从事连环画的专业画家外，其他画种的画家也参加进来。其中有国画家程十髮、陆俨少，漫画家米谷、张文元、江有生、乐小英，水粉画家蔡振华、钱大昕，油画家黎冰鸿、徐甫堡等人。版画家顾炳鑫运用版画黑白原理，探索了连环画多种表现方法，作品令人有面目一新之感。当时他与刘经卣有“南顾北刘”之美称。而老的专业连环画家如赵宏本、陈光镒、钱笑呆、严绍唐、颜梅华、卢汶、汪绚秋、徐正平等，艺术水平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创作出一批各具新意的作品。而新中国初期涌现的一批新的连环画作者，通过几年的创作实践，艺术上也日趋成熟，进入了连环画创作的高潮期。其中有贺友直、华三川、王仲清、丁斌曾、韩和平、韩敏、金奎、罗盘、罗兴、毛震耀、盛亮贤、任伯宏、任伯言、汪观清、郑家声、王亦秋等。

1956年至1966年，上海连环画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但由于作者们重视深入生活和进行刻苦的艺术实践，总的趋势仍然是不断发展、提高。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时，上海有13件作品获绘画奖。其中，一等奖三件(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赵宏本、钱笑呆的《三打白骨精》)；二等奖四件(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华三川的《交通站的故事》，刘旦宅的《屈原》，江玉山、钱笑呆的《穆桂英》)；三等奖六件(姚有信、姚有多、杨丽娜的《革命的一家》，陈宏仁的《车轮飞转》，任伯宏、任伯言的《灵泉洞》，盛亮贤、沈悌如的《木匠迎亲》、王亦秋的《杨门女将》，罗盘的《草上飞》)。1981年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上海仍有二十件作品获绘画奖，它们大部分也是1966年前创作的。其中一等奖二件(贺友直的《白光》，华三川的《白毛女》)；二等奖十八件(贺友直的《十五贯》，盛增祥的《为奴隶的母亲》，侯德剑的《东进，东进!》，汪观清的《红日》，韩和平、罗盘、金奎、顾炳鑫的《红岩》，程十髮的《阿Q正传一0八图》，丁斌曾、王仲清的《沙家浜》，陈逸飞的《药》，张千一、张恢的《海的女儿》，黄全昌的《海瑞罢官》，王亦秋、施大畏的《清兵入塞》(《李自成》之一)，杜建国、毛用坤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俞理、金以云、钟惠英、陈军的《女英雄刘胡兰》，姚有信的《伤逝》，韩伍的《灯花》，俞晓夫的《根》，夏葆元、林旭东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戴敦邦的《逼上梁山》)。此外，贺友直的《李双双》(陆仲坚改编)、《新结识的伙伴》(大鲁改编)，罗兴、王亦秋的《林海雪原》(王星北改编)，程十髮的《亚碧与山罗》，王仲清的《阿诗玛》，郑家声的《杜鹃山》(大鲁改编)等亦受到读者好评。同一时期，还继承连环画“连台本戏”的传统，组织、创作了不少中外古今文学名著的套书连环画。如由徐正平等数十位作者绘制的六十本近六千幅的《三国演义》，丁斌曾、韩和平的十本《铁道游击队》，汪观清的四本《红日》，罗盘、韩和平、金奎、顾炳鑫的八本《红岩》，罗兴、王亦秋的四本《林海雪原》。还有数十本一套的《东周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也开始陆续编绘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创作出版陷于全部停顿，作者受到冲击，作品受到批判。在1970年以后，除去出了一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治服务的连环画，也出现了少量较好的作品，如戴敦邦的《大泽烈火》。在此期间，一批年轻作者，如施大畏、黄全昌、俞晓夫、陈谷长、卢辅圣、叶雄等，在逆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出现在连环画画坛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连环画创作重新出现了如火如荼繁荣景象，各地连环画出版单位也纷纷建立，好作品也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1982～1984年全国共出版了连环画15亿册。上海在大量连环画出版中也涌现了一批好作品。1986年第三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上海作品获奖的有：王亦秋的《“兰亭”传奇》、俞晓夫的《一个儿子》获二等奖；卢辅圣的《钗头凤》获荣誉二等奖(因该作品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奖，故给荣誉奖)；刘旦宅的《李时珍》、戴敦邦的《红楼梦故事》、施大畏的《暴风骤雨》、黄全昌的《打渔杀家》、叶雄的《子夜》、冯正梁的《三家巷》获三等奖。1991年第四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时，贺友直的《皮九辣子》、戴敦邦的《新绘长恨歌》获二等奖；施大畏的《望夫石》、叶雄的《黄金案》获三等奖。贺友直的《朝阳沟》，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美展评奖中获三等奖。此外，还有一批描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作品，如《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刘少奇同志在安源》、《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和《彭德怀的故事》等，也是受到好评的作品。长篇套书除《三国演义》继续出版外，《东周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也陆续出齐，还将《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创作汇编成套。此外，还出版了《李自成》、《唐代历史故事》、《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集》、《中国成语故事》、《古代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等套书连环画。其中，《中国成语故事》成为受欢迎的形象化工具书，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新近创作的《中国古代传奇话本》，获第四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套书一等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图画本》获套书二等奖；《黑猫警长》和《小西游记》获套书三等奖。

连环画艺术是文学与美术相结合的艺术，作为连环画的一翼，文学脚本是整个连环画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上海的连环画文学脚本创作队伍，由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两个部分组成。  在业余队伍中，如李准、碧野、叶文玲等名作家，都曾为上海连环画编过文学脚本，但他们“客串”居多，偶一为之而已。主力则是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支专业队伍。他们大抵开始于连环画文字编辑工作。他们熟悉连环画艺术创作规律，热爱连环画事业，因而能刻苦钻研、探索，对连环画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脚本奖的有：董子畏的《屈原》，获第一届一等奖；董子畏的《铁道游击队》，杨兆林的《老孙归社》、王星北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陆士达的《苏武》，获第一届二等奖；大鲁的《交通站的故事》、吴秾的《赵百万》，获第一届三等奖。杨兆林等的《中国成语故事》获第二届一等奖；大鲁的《白毛女》、吴其柔的《白卷先生》、可蒙的《红岩》、杨兆林等的《李自成》、金伯弢的《金绣娘》、缪德彰和胡廷楣的《朝阳沟》，获第二届二等奖；王国安和杨兆林等的《中国诗歌故事》(1～14)、郑拾风的《钗头凤》，获第三届一等奖；吴其柔的《袁世凯窃国记》、范若由的《镜花缘》、甘礼乐的《冼星海在巴黎》、庄宏安的《金瓯缺》、杨根相等的《唐代历史故事》，获第三届三等奖；张双勤、葛明敏的《滑稽王小毛》，获第四届二等奖。

上海连环画艺术通过几十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国际美术界的重视。1984年，贺友直携带他的《山乡巨变》，代表中国连环画界参加了在瑞士西耶尔举办的“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节”，并捧得了特别荣誉奖杯，参展的中国连环画也得到普遍好评。1984年12月，上海连环画研究会成立，参加的有连环画美术作者、文学脚本作者和连环画编辑人员等近四百人。

进入90年代，由于电视的广泛发展和普及，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人们每天花去相当多的时间观赏电视节目，从而大大减少了连环画的读者群，使连环画的出版发行一落千丈，势必影响画家创作连环画的热情。但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依然看重连环画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题材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继续重视连环画创作。杨宏富作的连环画《紧急迫降》，叶雄作的连环画《伟人的抉择》，均于1999年九届全国美展获得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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