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童话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作 者：赵霞 来 源：文艺报 热点词：|当代童话|生态意识|儿童文学|
作为一个虚构性质的文学门类，童话很少直接指涉现实，但它又往往包含着对于某种当下或永恒现实的隐喻。20世纪前期和中期，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许多童话不得不在虚构的形式下承载起过多的道德和政治教化内容。20世纪后期的童话更注重探索一条回归文学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童话的精神旨归也变得愈来愈脱离特定时空的约束，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一种开阔、高远、恒久、普遍的人文关怀。
我们可以用当下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关键词之一“生态”来观照世纪之交童话创作在精神旨归上的这一变化。将“生态”理论引入文学批评的尝试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在美国得到确立，并迅速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文学评论界。在基本的意义上，生态批评针对的主要是涉及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那部分文学作品，即自然生态问题；但在引申的意义上，它同时也包括对于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
一
我以为，世纪之交的大量短篇童话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童话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在这些童话中，出现了一部分数量可观的直接或间接抒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童话文类本身固有的与万物相亲近的气质，或许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复兴于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崇拜精神的影响与烘托，使这部分童话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生态文学群落。这类作品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量涌现，标示着一种新的童话美学价值取向的产生。
这类呈现出当代生态意识的童话又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以自然生命、现象为抒写对象，而将与人有关的信息完全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品。它们往往以童话特有的拟人来呈现自然界的诗意和趣味，想像自然生命的温情与追求。它是对20世纪30至70年代弥漫于整个童话创作界的将现实象征直接投射到借助于其它生命展开的故事上的创作模式的超越，在尊重自然生命独立的特征与价值的前提下，展开作家本人关于自然、生命、宇宙存在的感悟与思索。如果说童话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它的隐喻功能，那么在近年来自然生命题材的童话作品中，这种隐喻不再停留在简单的“自然-社会”、“动物-人间”的对应比拟关系上，而是被拓展到了宽阔的生命关怀的层面上。在这里，他者生命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是关于自身处境的直接想像，而首先是对于世界、生命存在之美的肯定和欣赏。《头戴水珠的杉苗儿》(金吉泰)、《月光下的长廊》(王晓明)、《长眼睛的小树》(张秋生)、《蝴蝶信》(张绍军)、《为蜣螂奏乐》(李丽萍)、《找回来的歌》(郑春华)、《穿红裙子的小蚱蜢》(徐光梅)等童话，传达的是自然界和宇宙中活泼真切的生命诗情；《一闪一闪的猫妈妈》(陆弘)、《木桩上的小灯笼》(黄云生)、《穿绿衣的蛇郎》(赵燕翼)、《铁夹子里的大萝卜》(普飞)、《种围墙》(王玲)、《奔跑的灰点》(萧萍)、《若伯特的“孩子”》(范先慧)等作品，是对于自然世界生命温情的充满奇趣又令人颇为着迷的想像；而《驮月光》(康复昆)、《波波和果果的魔法草莓》(保冬妮)等作品，则是将自然环境中生命的幻想追寻与人间生活的哲理蕴涵贴切地融合在了一起。
除了纯粹以拟人化的自然生命为题材对象的童话外，另一类童话将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纳入到主要的故事题材和表现题旨中，其生态意识表现得更为浓郁和鲜明。
应该说，童话自其诞生伊始，其情节动力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在流传下来的许多民间童话里，自然或者被呈现为人需要克服的某种阻力的象征，或者是主人公达成某一目的的中介，缺少对其独立价值的艺术表现。世纪之交的许多童话创作则将关注点转向自然存在的独立尊严，致力于在双方关系的阐释中表现这种尊严。
稍早发表的周锐童话《森林手记》和冰波童话《蓝鲸的眼睛》，是十分典型的两个例子。这两则风格迥异的童话都借助想像的途径，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的一种交互，并提供了对于双方关系的一种反思。前者借“人”与“动物”之间幽默的换位想像，后者则以发生在自然力量与恶美并存的人类世界之间的一场恩怨，就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话题。尤为难得的是，上述文学呈现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批判，而是同时触及到了生态道德判断或实践的两难。当然，两部作品最后仍然为人类与动物(自然)之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可能提供了美好的希冀，表达了对于人与自然谐和相融的一种积极的期待。
这种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之人类中心意识的批判以及人与自然谐和关系的体认，对于以较高年龄层次的儿童读者为接受对象的童话而言，它常常并不回避表现消极的人-自然的关系，以借此表达严肃的现实批判内容。如班马的《老木舅舅迷踪记》、邱勋的《绿蚂蚁公园》、李志伟的《闪电摩托》、姜宝凤的《城市里的狼》等短篇作品就包含了对人性的贪婪、自私、冷漠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于自然生态和他者生命的难以估量的伤害的深入批判。《老木舅舅迷踪记》中为了保存正在毁坏中的地球生态面貌而被迫“冻结”各种生物的枪手老丹，他所带给我们的，是关于现代文明下地球生态现状的一种令人颇为震撼的反思。近些年出现的另一批中高年龄段童话则显示出中国古典美学与一部分日本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如《月亮花园》(韦伶)、《医生的一夜》(张留留)、《野草莓》(秦萤亮)等。这些童话将人类个体放置在带有神秘意味的自然或宇宙的背景上，以此来表现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诗意；自然界的各种意象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定的心灵疗救和补偿的意义。
在以低幼儿童为读者对象的童话故事中，作家往往更倾向于强调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面。借助于童年特有的天真和稚趣，这种积极的关系能够得到富于童年意趣的展示。一方面，它常常呈现为一种人类童年时代尚未与自然割断天然关联的融洽境界。张秋生的许多小巴掌童话都致力于营造这样的境界。金波的不少小童话也展示了童年生命与自然相融合的美。此外如《幸福的爬山虎》(宋雪蕾)、《化装舞会》(蔺力)、《小狐狸看花灯》(延玲玉)、《我和东东》(张春玲)、《谢谢您，施耐尔太太》(刘兴诗)、《我变成了一棵树》(顾鹰)、《天空飞过一群鱼》(赵益花)等短篇童话，将人与动物、植物的彼此相遇与认同，描绘得有如童年生活中一种真实的存在，也使不同生命间的这份交流、关怀显得格外自然。另一方面，低幼童话也不回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的文学叙述中，它往往仍然选择把这种矛盾处理为积极关系的一种铺垫。《鸟树》(裴慎勤)、《小儿郎 小儿狼》(黄一辉)、《独弦琴》(四平)等童话，从人类个体与自然生物的分裂状态(表现为捕捉、打猎等人类行动)写起，最后仍然落笔在这种分裂关系的修复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上。
童话表现自然生态意识的优势在于，它的泛灵思维特征使作家的叙述得以自然地走入到他者生命的意识和立场上，从而较为自如地完成相应的艺术表现。从总体上看，动物、植物等自然意象大量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童话作品中，很多时候，这些意象不再仅仅被赋予完全拟人的情感、动机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作为自然生命的代言者，在我们心里唤起对于那几乎被忘却了的人与自然相对话、相交融的遥远年代的回忆和眷念。
二
对于自然生态的尊严的认识，归根结底与当代人的精神和心灵生态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纪之交的童话创作，在对于工业时代和消费文化中人类生存的精神关怀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童话创作中表现为作家对存在于生命之间的“爱”、“尊重”、“理解”、“关怀”等价值观念的倡导。这一时期的童话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出狭隘的教育目的和政治内容的规约，并越来越倾向于把作品的精神旨归放到全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上。如果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童话创作的这种精神走向也一度被少数作家肯定和实践过，那么近二十年来，这种精神向度的追寻已经成为当代童话创作的一个主流趋势，而且正在变得愈益纯粹和开阔。
从低幼童话来看，物的形象及其故事摆脱了具体、现实的教育目的的束缚，而开始更多地强调通过文学之美自然而然地传达对于生命和存在的精神关怀。童话的构思很少再针对儿童特定的生活问题和缺憾提出疗救的方法，相反地，一些时候，这些问题和缺憾经过作家文学化的处理，倒成了作品借以表现童年生命形态和生命美学的一个途径。与此同时，在道德教育的层面上，这些作品也淡化了道德观念的阐释与说教意味，而开始从道德关怀作为一种自然人性内容的角度，发掘和呈现这种生命关怀的温暖。孙幼军的系列童话《小猪稀里呼噜》、汤素兰的系列童话《笨狼的故事》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作品。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小猪稀里呼噜和笨狼是两个生活缺憾十分明显的童话形象，然而故事里的他们不但没有被这些缺憾所困扰，反而以他们本然的纯真、善良和乐观，让这些缺憾也变得可爱起来。在更深的意义层面上，这样的艺术形象也反映出当代童话对于最普通的生命个体的关注与关怀。同时，对于特殊生命的关怀也开始进入到童话创作的视野中。包括刘兴诗的短篇《风的握手》在内的一部分童话，以较为圆熟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作家们对于个体生命不幸的关切。阅读这些童话，我们所体味到的是一种故事智慧与生命关怀的圆满融合。
与此同时，当代童话也在社会现实与人性之复杂内涵的接受、呈现和反思方面展开了新的尝试。这一尝试与20世纪前、中期形成的或者摒弃丑恶、或者将这种丑恶予以政治化的童话美学框架殊不相同。它是站在生命发展的立场上，对生命本身展开的批判。例如1989年谢华的短篇童话《岩石上的小蝌蚪》所引发的一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篇作品以一种批评的姿态，提醒读者注意到那深埋于童年和成年个体心性中的自我中心感所造成的对于他者生命的淡漠。其后出现的一部分童话，对于社会、人性和童年的批判与审视甚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例如谢华发表于1999年的短篇《木偶徐正兴的故事》，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故事叙述，延续了童年审视的主题。此外如似田的《老虎捕人》、刘第红的《蛙琴》、小河的《河的那一边》、陈晖的《男孩，女孩，地摊上的小狗》等作品，也对现代文明、人性以及童年的消极面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随着读者年龄段的增高，这类作品的数量略有增加，但总体上来看，它在当代童话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
当代童话在精神生态维度上的美学拓展，还表现在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下生命精神所受到的压抑和污染的警醒与批判上。这是与当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密切相连的一种文学精神形态，也是世纪之交童话创作领域受到特别关注的内容之一。鲁兵的融合了民间童话与现代童话气息的短篇《十个爷爷》，以巧妙的讽刺、错位和夸张，对于消费文化背景下少年生命、精神的异化以及由此带给成年世界的尴尬困境，进行了深刻而又不乏喜剧性的揭示。郑允钦的《跨越五百年》在一个虚拟的未来情境中，同时展现了人性可能的善与恶。李潼的短篇《水柳村的抱抱树》表达了在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生命诗意的呼唤。王一梅的长篇《木偶的森林》触及到了现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交互与和解的话题。不难看出，上述主题又往往与自然生态题材结合在一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带有幻想或科幻性质的童话故事，在一个当下或虚拟的现代文明环境中描写生命所不得不面对的精神诉求的无奈落空以及由此而生的精神窘困，也构成了当代童话精神的一种丰富和深化。
当代童话在精神旨归层面所表现出的“生态”意识，既与童话文体本身的美学特征和气质相关，也与当代童话作家主体的创作追求与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也是当代社会不断形成中的文化气脉的一种表征。通过这种书写，当代童话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和艺术方式，在想像的世界里开辟着诗意的栖居地，并期待通过这种想像，来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现实。